青年学者朱涛的新书《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近日由广西师大理想国出版。在这本建筑学思想理论著作中,朱涛以梁思成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写的思想检查为主要线索,试图通过一个人来审视那个时代建筑学领域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考。朱涛表示,他在写作中立足当代问题回溯历史,以梁思成为代表将建国后的建筑史与社会史联系起来。朱涛的这种研究方式引起了学界同仁的热议。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创作过程
研究当代问题需要回溯历史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是一本建筑学思想理论著作,作者朱涛是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在进行建筑实践的同时,他还通过写作探讨当代中国建筑和城市问题,本书的各章节也曾作为一系列单篇论文在《Domus国际中文版》和《时代建筑》上连载发表。
在创作过程中,朱涛称用了一种“倒褪鱼鳞”的方式。他说:“我想立足当代的问题回溯历史,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们以何种方式影响到今天?”谈到对当下中国建筑问题的思考,朱涛说:“大家看看全国上下,一二三线城市到县城,甚至到小镇,大家都在疯狂地圈地,修建庞大的没有馆藏的博物馆,没有演出的歌剧院等,有一批批非理性的建筑生产活动在全国发生。”
在朱涛看来,现在城镇化建设让很多农村人口进入了城市,这种大规模的开发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调动资源修建少数地标式建筑,而忽略保障民生和社会运转的社会基础设施,这应该值得思考。
建筑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
在研究过程中,朱涛把上世纪50年代末的“国庆十大建筑”和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他认为这种把建筑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以往的建筑学著作中并不多见。“我们观察建筑,通常觉得这个建筑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一堆物质的躯壳。更进一步说,这个建筑有风格,有形式审美,但是它没有社会历史,它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
在查阅史料和采访过程中,朱涛接触到一大批老建筑师,他发现很多建筑师当时并不了解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他说:“实际上到现在没有一部关于十大建筑的深入的建筑案例分析,怎么设计、怎么施工、存在哪些技术问题?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把当时的社会史和建筑史放在一起,这两个知识鸿沟那么大,以至于让我们怀疑他们是不是在讲同一个时代。”
朱涛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项目亟须一系列评估工作,其中,中国建筑史写作与中国社会史写作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是必要的。“历史写作并不能为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具体答案,也不会帮我们预测未来,但深入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集体健忘症的根源、挑战和击破神话,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认识中国在努力寻求现代化进程中,建筑师如何与社会、文化、政治持续互动,如何一路走过来的。”
以梁思成的思想检查为线索
带着这种把社会史与建筑史相结合的研究态度,朱涛找到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思成。过去3年时间里,朱涛通过各种渠道,陆续搜集到一批梁思成在1949-1959年间写的思想检讨,从这些新史料入手试图探寻梁思成的心路历程,也试图探讨中国当代建筑发展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
“以梁思成的思想检查为中心线索”,朱涛自称这是他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大创新。他说:“通常建筑史研究,是以建筑案例或者建筑师正式发表的文章为线索,我是用思想检查。”朱涛从1951年梁思成写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为入口,发现梁先生的思想检查写得非常全面,回顾反省了三四十年代的工作。因此,朱涛又重新去挖掘梁思成在三四十年代的经历和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朱涛发现学界对梁思成、林徽因的研究远没有那么完备,而且存在大量的重复和抄袭。另外,朱涛称他对二人也有新认识,比如认为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大段借鉴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不过,朱涛强调,他对梁思成、林徽因在建筑学领域的重新认识,没有贬低梁、林二人的贡献,“只有分析哪些东西是借鉴别人,你才能搞清楚他们的独特贡献在哪里,要不然他们永远是模糊的神话。”
□学界观点
朱涛未必真懂梁思成的心
朱涛的研究方向和写作方式引来很多学界同仁的讨论,台湾学者夏铸九在肯定朱涛拓宽了梁思成研究领域的同时,认为朱涛作为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一代人,并没有真正读懂梁思成的内心。
有意思的是,夏铸九写在本书封底上的推荐语态度,也用了一种特别艺术的方式。他假设自己是梁思成的幽灵对朱涛说:“然而作为一位在改革开放之后留学美国哥大的年轻一代的现代主义的建筑史学家,朱涛始终不懂我的心,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你们不理解我对政治与专业结合的真诚赤子之心,可是也不要以你们现在的语境与世界观众曲解了我的用心吧?”夏铸九认为,梁思成1951年、1952年写的那些文字不是思想检查。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说:“把个人的或者我们说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的学术研究,跟整个社会的跌宕起伏过程完全联系在一起,是朱涛这本书里最精彩的部分。这样就导致当我们看到这本书,你感兴趣的是个人吗?还是感兴趣这个社会过程?还是建筑的现象?还是社会事件呢?它们本来都是相互关联的。”
中国近代史学者雷颐认为,建筑本来跟社会政治就是相互联系的,“阅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建筑史,它背后就是一部政治史。”清华大学的周榕教授认为,判断梁思成那批人道德与否的时候,朱涛应该了解——“首先他们并不知道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我们不能在五十年以后判断当时的状况,也不能由于今天另外一种政治上的判断来否定或者抹煞他们当年在专业上、艺术上、社会学以及在文明上的贡献。”
□记者观察
研究视角可取观点切忌主观
一位学术研究者,从什么样的视角切入研究是个人的选择。青年学者朱涛把梁思成的思想检查作为主线,来探索建筑史与社会政治状况之间的联系,进而关照当下实际,这种研究视角是可取的。但是,梁先生的“思想检查”文章,终究不是学术报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解读。
把“思想检查”作为研究对象,这免不了研究者根据相关史料进行推测,朱涛在书中也使用了大量推测性的语言,这就容易造成先入为主的观点。在细心挖掘史料的过程中,避免当下语境的过度解读和主观意识的先入为主,是青年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广西师大理想国在该书的宣传营销过程中,过于侧重对“终结梁思成神话”的渲染。这种宣传推荐可以短时间内吸引读者的眼球,但却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该书的现实意义。这也间接导致朱涛在新书沙龙中的部分语句,被媒体断章取义地采用。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