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家中藏书万卷 称生命中可以没猪肉但不能没书

　　田嘉辉至今珍藏着香港回归当天的《广州日报》。

　　田嘉辉在一德路的书摊。

　　一德路边小贩家中藏书万卷 逢人最爱议爱国

　　1月9日，一德路路边，几个木头架子上面，摆满了残破发黄的旧书，不远的台阶上，一名中年男子正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当天的《广州日报》，“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直到买书的人喊了三四声，他才停下来招呼客人。

　　这位喜欢读报的人，是一位卖旧书的“走鬼”。在外人的眼中，他多少有些不务正业。喜欢谈论国事，只要有人陪他聊幸福和爱国的话题，他就会免费供应茶水，“我是一个很卑微的小人物，不懂什么大道理，我认为不随地吐痰，不‘中国式过马路’就叫爱国。就算半夜三点钟，我依然等到绿灯亮了再过马路。”

　　他的名字叫田嘉辉，一位在广州生活了近20年的外来务工者，他的梦想是当图书馆馆长。

　　文、图 本报记者何涛

　　田嘉辉今年39岁，人称老田，他的老家在山东济宁泗水县，父亲是当地一名赤脚医生，后来举家搬迁到河南南阳，由于家境贫寒，他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读书。“家庭条件很不行，兄弟姐妹多，哪里有饭吃？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是吃病的，哪有饿病的？”

　　嗜书如命

　　一半收入用来收藏旧书

　　外出打工的田嘉辉早早结婚，但没多久便离婚了。“当时不懂事，因一点小事与老婆顶嘴，谁也不服谁。后来，老婆到了河北打工一年，有人对她表达了意思。当时，我身边也有异性，所以后来公告离婚，我们俩再没有见面。”

　　田嘉辉和前妻育有一子，如今已经16岁，在开发区一家企业里做焊工。“兄弟，在你埋头苦读的时候，我正在风流，生孩子呢！所以我现在当走鬼，是应该的。”老田的话带着些痞气，也有着不甘。

　　老田自称，早在“躬耕于南阳”时，他便与书结缘，做着租书的营生，当时摆书摊对外租书，每本书一天收5角租金。老田自己常陶醉在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里，“比如梁羽生的《冰川天女传》，有人说作品语言优美、诗词优美，但我认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爱国，英雄人物唐经天保护金瓶，就是为了维持国家不分裂。”

　　上世纪90年代，老田来到广州，他自称曾在一家外企上班，还曾到一家咖啡厂里当过工人。业余时间，他就在广州开发区开了一间小书店。当时店面租金很便宜，一个月才1000多元，“一天如果能赚100元，那我会选择将50元留下生活，拿着剩下的50元四处去买书。我收藏了不同版本的旧书，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间断。”

　　四下搜购

　　两倍价格收图书馆旧书

　　多年来，田嘉辉的生活习惯一直没有改变，除了摆摊，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四下找书上，“书，你不去找，它是不来的。”

　　途径之一是图书馆。老田说，以前大部分国有企业建有图书馆，但一些国企倒闭，一些图书馆陆续停办，还有一些图书馆每年都会处理旧书，老田要找书并不难，“找图书馆的兄弟去。”

　　但为了找到自己心仪的旧书，老田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给一些企业的保安送包烟，留个电话，如果企业里有书要处理让对方打个电话通知一声。“一般旧报纸卖0.6元一斤，旧书只有0.4元一斤。但我愿意出两倍的价格来收旧书，当然，保安还是用0.4元一斤的价格，这样保安可以有两三百元赚，这不是什么‘好处’，只是对他们保护好旧书的回报。”

　　2004年，老田从广州开发区的一家企业图书馆里收购了很多旧书，包括成捆的宋史、明史和清史，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吨重。”

　　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找收废品的人，他与这些人建立了长期的“业务联系”。老田回忆说，2003年时，他看到一位收破烂的老人手上有一本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东周列国志》，“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买一包烟给他就行，后来，我花2元买了一包烟换来了这本书。我后来卖了几十元，但如果我有房子可以藏书，我肯定是不卖的。”

　　此外，老田还经常光顾广州的旧书市场，购买一些旧书。他有三分之一的书是从旧书市场里挑出来的。老田隔三岔五都会去逛旧书市场，买来几百元的旧书。

　　老田说，他不想让好书“卖给收废品的人，书回收后大多会被打成纸浆。如果把《史记》这些书打成纸浆，我就觉得是对文化事业的罪过，对出版事业的罪过。”

　　为何钟情

　　旧书校对严谨内容靠谱

　　旧书可以再版再印，为什么对旧书情有独钟呢？老田说，看书多了，觉得旧书有几个特点：一是校对严谨，很少有错别字。经常看书的人，如果看到一个错字，就如同吃饭看到一只苍蝇一样恶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的旧书，校对下的工夫很足，基本上一本书都没有一个错别字；二是新书没有旧书的古朴美；三是旧书的文章‘靠谱’，“不像现在人写的，你想我，我想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很无聊，文学作品远离生活就没有意义，”老田说：“我认为，黄金白银可以贬值，但这些旧书是绝对不会贬值。”

　　除了旧书，老田还收藏了不少六七十年代期间印刷的毛主席画像。有一次，他还在一间学校图书馆收到了20多年前印刷的国旗、国徽和中国地图，每天的《广州日报》头版，老田都拿来收藏，他家里至今还收藏着香港回归当天和新千年当天的《广州日报》，“这些太珍贵了。”

　　书如女儿

　　一身酒气“土豪”者不卖

　　哪些旧书最受欢迎呢？老田说，文学类旧书比较受欢迎，各种工具书也很好卖，字典、词赋、书法艺术和世界名著都很好卖，年代越久越受欢迎。最近两年毛主席的著作很好卖。“可能是对伟人的一种怀念。”

　　同样是做旧书的生意，老田对一些人卖盗版书的做法看不惯。“宁可饿死我也不做，昧心、违法两不做，宁愿饿死也不能被人骂死。”

　　老田说，不同的人对旧书有不同的需求。有一个设计卡通的技术人员一直委托他找《佛山文艺》 和《江门文艺》，他们需要看一看里面黑猫警长的形象是如何画的；有一位姑娘让他找《上海中草药饮片规范》，两三年后他才找到；还有一位老爷爷买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给孩子作礼物。

　　老田将书比作女儿，从不轻易卖书，“我希望把‘女儿’嫁给好人家，把书卖给真正需要的人。我说的好人家，不是说你有多少钱，而是书香门第。就算你老兄有万贯家财，但整天一身酒气，我也不会把‘姑娘’嫁给你。”

　　一份爱国情

　　“若要捐钱建航母，

　　我就三天不吃猪肉”

　　靠着摆书摊，老田每个月只有两三千元收入，基本上是月光。尽管房租、生活费都很贵，但剩下的一点钱，老田全部用于买书。他目前还租住在大坦沙的一间出租屋内，家中收藏了万册书。这些书都是他精心挑选舍不得卖的。每年的回南天都让老田烦心，因为保存书很麻烦。

　　在老田的床头常放着几本旧书，有《世界文学》，还有诗刊、散文，其中一本是《中国鬼话》，“书里收集了中国各地民间的鬼故事，这本书很好看。”

　　如今，老田已经适应了广州的生活。每天早上6时起床，吃完早餐，差不多8时就带着书出摊。在城中村居住时，他与一位小他10多岁的清远女孩因书结缘，后来生活在一起了。“我非常感谢小妹陪我走过三年路。我有几万册书，想留给她一半，这是一笔财富。”

　　今年春节，老田不回老家，而是选择做几天临时保安。平时在一德路边摆摊，路边也成了他交友聊天的地方。在外人眼中，他喜欢谈论一些与生意无关的话题，“什么是好日子？我问了很多人，很多人回答不上来。为什么赚钱？很多人也回答不上来。有一次到了家乐福我才知道，赚钱是为了花钱。我的生命里可以没有猪肉，但不可以没有书。我一直说，什么叫好日子，什么是幸福，我认为幸福就是给自己两个小时，泡杯茶，听听音乐，发发呆，看看报纸，看看书。”

　　爱国也是老田经常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要捐钱建航母，我就三天不吃猪肉，我也捐100元。”

　　除此之外，他也热衷于探讨一些文学问题。他对于报纸上的一些常用词汇常常耿耿于怀，有媒体报道说，“花城广场开业市民‘趋之若鹜’。为什么用这个‘趋之若鹜’这个词呢，鸭子才‘趋之若鹜’呢。用争先恐后、比肩接踵、万人空巷不行吗？”

　　一份人生愿

　　当一位图书馆的馆长

　　每天在路边摆摊，常常会遇到城管，老田说：“我也知道，做走鬼，影响市容市貌的整洁，我知道这样做违规了。但低收入的人有这方面的需要，希望能有一个地方让走鬼合法化。”

　　对于自己的未来，老田说，他没有考虑太多，但他一直想着如何能保护好旧书，让更多人能认识到旧书的价值，他甚至梦想着当一位图书馆的馆长。书传播了我们的精神，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是精神食粮。

　　平时，老田特别喜欢听配乐诗朗诵。他还专门在手机上下载了配乐散文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希望能在一个广场上播放这个，让大家都来朗诵或读报。我不笑你，你不笑我，培养大家良好的爱好。但是现在不能随便放，一个保安就可以把你赶走。”

　　老田也会经常关注社会问题，对于一些报道也很上心，急于发表一些看法。对于李某某的案件，他说溺子是杀子，“报纸应该多宣传多看书。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批评这个社会。广州日报上登过一句话，傻瓜具备两个特点，一是不能发现这个社会的问题，二是不能为这个社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