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中的夏志清：谈吐随意 作文谨慎

　　细微之处见精神。从夏志清致我私信的细微末节中，我们或会读出“夏判官”的可敬与可爱来……

　　夏公是位“谈吐随意，作文谨慎”者。在与记者访谈中，他为褒或贬某人或事，喜用口头禅“一塌糊涂”，谈自己时往往会说“我真是天才”、“我真是聪明”之类的话，不免给人产生“高调”、“自炫”印象；但就他致我的二十多封信中(净字达一万五千之多)，真的一点也看不出。他为人平和得很，一点也不高调，倒很厚道、宽容，老顽童味十足。

　　“手折衰杨悲老大，故人零落已无多。”

　　2014年元旦钟声即将落锤的片刻，癸已严冬的寒风掠过中国文学之树的枝头，又抖落了一片叶子，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化作春泥了。我作为一名地方出版社的文学编辑，于上世纪末有幸结识夏先生，为他出版了两部书稿，十年间的过从，得缘收藏他二十三通手札。先生的华翰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书在A4大白纸上，那一手蝇头小楷写得苍秀、典雅，有铁划银钩之韵。今抚笺诵读，感慨良多。先生为人的辛劳、率真和宽厚，为文的大胆、秉直和新意，都可在私信中读出一二。

　　我结识夏志清先生，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出版了陈西滢、凌叔华的《双佳楼梦影》，其女陈小滢从伦敦来信，并附来夏志清给她的信，云夏先生十分推崇她父亲，希望我能寄一本“梦影”给他。书寄出后不久，夏先生复函鸣谢，开首即说：“华埠大上海(饭店)匆匆一聚，您留给我的印象倒很深刻。”我愕然。盖此前我从未去过美国，何来“一聚”？谅是先生文名太盛，与其过从者太多，他李冠(李景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张戴了。未几，钱锺书先生过世，有关方面出了本纪念集《一寸千思》，内收先生与我的追怀文字，我得样书甚早，顺寄一册给先生先睹为快。先生很高兴，我们遂结忘年交。他是父执辈，我一直称他为“先生”，他不以为然：“我们兄弟相称最方便，最合适，以后来信不必称弟为 ‘先生’，用不到如此客气也。”(2006.12.29致笔者函)恭敬不如从命，那以后我便堂而皇之地称他为“大兄”，或谓“夏公”。继之，我斗胆开口向他组稿。退休后又为先生张罗出了本 《中国古典小说》，2008年末，他因健康欠佳，不时进出医院，我再也不好意思烦扰他的清静。但岁月更替，每逢年节，一份祝福我是必送的。

　　十年间，先生来信往往下笔千言，泻出许多我感兴趣的人与事：诸如胡适、林语堂、朱光潜、夏济安、无名氏、刘绍铭、白先勇和王德威等。先生评说世事或臧否人物，坦然有度，谈生活拉家长，幽默风趣。他的生存状况、人文情怀跃然纸上。不妨择其一二分列于后，亦飨诸公同好。

　　重温夏公手示，眼前幻化出他那案牍劳形坐忘的身影，字里行间充盈的是“忙”，甚而有点“乱”。夏公青灯黄卷一生。我曾问他缘何将散文集冠名 《鸡窗集》。他说：“‘鸡窗夜静开书卷’，鸡窗即是书寓的代名，我生肖属鸡，差不多每晚二三点钟‘鸡窗夜静’之时，我不在读书，即在写文章、打字，而且往往二三点后才入睡，那正是古代农村社会鸡鸣起床的时候了。”而写这封信末句正是“已夜 深 二 时，不 写 了”。(2004.12.30)。夏公寓居的是百年老公寓，书房或较逼仄，独特的是“我的书房内有五只大小不同的书桌，有些抽屉不常动用。所有的桌面上堆满书报杂物，一年难得清理一次”。“隔几天我即八十三满岁，要做的事太多，反而忘却了。”(2004.1.29)台湾廖玉惠教授访问他后写了篇 《在砧板上写评论》，我觉得好奇。他说：“我的书桌不大，上面放了一块木砧板，我在上面看书写文很方便，可是砧

　　板左右两边及前面所有的信件、文件给后来放上去的书报杂物盖住了，就不易找到，非得把书桌三面先加清理不可。”年高，健忘，又忙，不可避免地有点“乱”，故导致不少类似骑驴找驴的喜剧。某年，我写了篇《夏志清的人文情怀》寄请他指正。久不见回音，我追询，他说“遍翻不见”，嘱我重寄一份。不几日，忽接他来函：“上星期我清理了一次，忽然发现吾兄六月六日毛笔大函尚未开阅，自感惭愧不堪。”又云：“说出来你不会相信，我有恐惧拆信症。今天下午觉得积信实在太多了，只好一一处理。”

　　夏公是老顽童，他还跟我玩过“将功赎罪”的游戏，那或是他对没及时拆我的信的补偿：“自感惭愧……我更觉得不好意思了。将功赎罪，先寄上照片四幅”，继而又寄来几张，有一幅特大，竟是哥大出版社以他的大头像作 《夏志清评论中国文学》 封面样稿送我留念，还题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

　　我写给夏公的信都用毛笔，恭恭正正。他很高兴，复信云：“兄每给我毛笔信，读来总感到特别快慰。来美后，我已五十多年未提毛笔写字，也应该抽出些时间来练字了。”听他这一说，我求字欲望陡生，遂寄去一函“北平笺谱”，请他方便时为我写几行字。他复信说“《北平笺谱》名贵，兄送我上好的信纸，正好要用毛笔试试。”接着又大发感慨：“美国的生活，一点也不闲率，心境不对，不宜磨墨写字。”“等有了闲情逸致再写毛笔字如何？”并表示“一定要写”。可是三年过去了，他与我玩“躲猫猫”。因我有此雅好，当旧话重提时，老人家向我诉苦了：或砚台找不到了，或磨墨太烦人或桌面太小等。后来，见他来信中说：“您称弟为‘不老的夏公’，在八十年代我可以熬夜工作，的确不觉得老。九二年得心脏病后，无论如何是个老人了，每天量血压多次，夜间两点钟就一定要上床了……等那一天有闲清理桌子，我一定写封毛笔信呈兄留念也。”(2006.10.12)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也不忍心向他求字了。我在日记中曾写“有点遗憾，夏公欠我一幅字”。

　　夏公在信中屡谦自己是“瞎忙”，从历年来信中可看出：他为出版社所逼写书、编书忙，为友人新著写序忙，为台版《我们仨》写捧场文字忙，为校注张爱玲最后几年的信忙，为《夏氏昆仲与中国文学》研讨会忙，还有“白先勇先生即来纽约，我又要大忙三天”……

　　“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是批评家夏公一生的不懈追求。他拂去历史的尘埃，秉笔书史，其《中国现代小说史》 颠覆了主流文学史的传统，从历史的枯井中，将被珠埋的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和张天翼发掘出来。捧红了前三位，尤其是张爱玲。其实，他的文学批评风格历来如此。我受友人托请，代为联系英文版《镜花缘》出版事宜，向夏公打听译者林太乙的住址。先生说，他们相识，林也到他舍下小叙过；但友情不深，还有件伤感情的事：“一九六五年，美国《东方学会季刊》 约我写书评，评的是Lai　Ming君所写的一本《中国文学史》。弟一九六二年刚进哥大，勤于写作，有人叫我写书评当然一口答应。我不知Lai　Ming为何许人，发现他这本书写得很坏，错误百出，我就写了篇严厉的评文。评文刊出后，才知道黎明(Lai　Ming)乃林太乙之丈夫，语堂先生的乘龙快婿，而且书出版以前语堂曾加以审阅过，所以一篇文章出来，得罪了三个人。从此，也无人采用那本文学史当教科书、必读参考书。但所有错误，黎明也无法反辩，只好忍气吞声，抱怨在心里。”(2003.2.2)即令如此，他还是将林太乙的信址告诉了我，而且为我指点迷津：“兄可直接写信给她，信封外皆可用中文，太乙中英文皆好，写了英文小说，往往有自译的中文版出版。”(同上)

　　夏公是位好打抱不平者，对虹影在《K》中的黄色描写，他认为“这种作为是不道德的”。同时，他很新潮，甚可说可爱。他劝陈小滢自己写她母亲同洋人有一段情的始末，“以正视听”。他为人率真，他捧沈从文，因刘文典曾看不起沈从文，所以“我一直对他(刘)反感甚深”。当他读了我的《还有一个刘文典》后，对我说：“不知此人也有些真才实学，也相当可爱。”他对我文章中出现的把吴晓铃写成吴晓玲的错误，也毫不客气地批评。

　　夏公是位“谈吐随意，作文谨慎”者。在与记者访谈中，他为褒或贬某人或事，喜用口头禅“一塌糊涂”，谈自己时往往会说“我真是天才”、“我真是聪明”之类的话，不免给人产生“高调”、“自炫”印象；　但就他致我的二十多封信中(净字达一万五千之多)，真的一点也看不出。他为人平和得很，一点也不高调，倒很厚道、宽容，老顽童味十足。就当年他赴美留学，胡适见他是沪江大学(教会学校)背景，写推荐信不热情，后来，他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炮打响，兄长夏济安多次劝他给老校长胡适送一本，他终不肯。我在写他的文章中，批评他与胡适“憋气”显得有点“小家子气或小孩子气”，他读了之后并没有反驳或不高兴，回信只说：“我生胡一点小气，即他小看了我，认为我不必申请哈佛、耶鲁。一九五一年我即将拿到博士学位前写封英文信给胡先生，告知他即将拿到Ph.D，在求职方面可否帮忙。此信胡未复。我 也 有 些 生 气 或 失 望。”(2004.12.30)直到三年后，他在信中才说当年不送书给胡适的一半原因是朋友W某将“现代”擅译成“近代”，像只苍蝇钉在封面上，“我很感不愉快，觉得丢我的脸”，他说，一般人“现代”、“近代”乱用没有关系，而我用了，让胡适、林语堂先生看了会笑话。“所以不想把书寄呈两大师……只是有苦说不出而已。”他还告诉我，至今他都没向那个弄错书名的朋友明说这件事，“免得他生气。朋友间讲起这事来，吾兄还是第一人，表示我俩真是兄弟了。”(2007.1.29)有位华人女士Z多次采访他，机器录音，全凭即兴，整理成文字又不让他看一下，擅自到处发表；且以她发了洋财的阔人眼光看夏公，对他生存现状的“贫寒”多有不屑。夏公并未因自尊受损而不快，只为“她从未给我看过，可能怕我生气，因此我对她真有些生气了”。虽生气，也只“有些”罢了。对曾经给他有过些微帮助的人，他常念不忘。陈子善先生对他《中国现代文学史》 等书的出版鼎力相助，他在致我的信中多次表示感激之情。《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出版后致函于我：“兄把译者姓名放在每章结尾括号内，可能对胡益民(译者)诸君有些不太尊重。但给人的印象，书好像是夏某自己写(译)的。”聊见其为人之厚。夏公乐于助人，乐到主动“多事”。他知我与周有光、张允和先生熟悉，当《合肥四姐妹》英文版在美一上市，他便热情向我推荐：“上星期我在《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周刊上，看到一篇评合肥张家四千金传的一本书，题名four sisters of hefei。作者金安平，约二十年前是我的学生……兄对张家姊妹大有兴趣，可买一册请朋友审阅，译成中文后是否会有销路，如有销路，不妨请可靠的译者把它译出，在国内销售。此书新出，我想香港西文书店一定买得到。如无，我在纽约代购亦可。附上《时报》书评供参考。”(2003.2.2)

　　还有一件事鲜有人知道。夏公当年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限于资料，没有读到萧红的作品，后来读了“发现萧红好得一塌糊涂”，他想做一篇专论，正巧葛浩文那时正以萧红为题做博士论文。夏公说他如抢先发表，葛浩文的论文必然就受到影响，因此，他改写端木蕻良。

　　细微之处见精神。从夏志清致我私信的细微末节中，我们或会读出“夏判官”的可敬与可爱来。

　　斯人已去，斯文永存。张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