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不为赚钱 印税捐母校

　　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要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我写《邓小平时代》不是为了赚钱，书的印税我都捐给我的母校。

　　2013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撰写的 《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持续风行，至去年底已售出七十余万册，并横扫各媒体和出版社多种“年度十大好书”榜单。

　　近日，傅高义来北京作研究与交流，在韬奋图书馆，记者采访了傅高义。

　　傅高义比约定采访时间早到了五分钟，喝着咖啡，和三联书店的编辑们亲切地打着招呼。他的中文极为流利，你常会错觉自己似乎是在和一个中国人说话。他专注地倾听提问，对每个或庞大或琐碎的问题均给予认真耐心的回答。这使得记者的采访非常顺畅而轻松。

　　周报：有关《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资料收集、采访和写作的具体过程，您在前言里提到了一些，能否再详细谈谈？

　　傅高义：好的。说实话，我是拉关系的(笑)。因为很多受访者不想见外国人，见了也很客气，没什么实话。最重要的关系是我利用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机会，认识了一些来哈佛的中国人而建立起来的，比如说，1998年，我邀请江泽民先生来哈佛讲演。这个活动是我个人组织的，我当时在哈佛领导东亚的研究工作。很多人反对这个邀请，但我坚持这个邀请，后来校长同意了，我就着手组织。十年前，我为了写邓小平传记，提出想见江泽民，他答应见我，给了我一个小时谈他对邓小平怎么看。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孙子曾来哈佛大学帮我工作，他在哈佛拿了硕士学位，通过他祖父的关系，我认识了《炎黄春秋》杂志的朋友们。我想多方了解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所以，我认为对支持邓的人和反对邓的人，都要与他们谈谈。那时，不少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来到哈佛，这些人我都认识。写作《邓小平时代》，我前后见面谈话了一百多人。很可惜，跟随邓小平工作几十年的大秘书王瑞林不想和我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林与我谈过，但我没有见过邓的两个儿子。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和我谈，能谈的人我都十分努力地谈了。此外，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有很多好材料，我尽可能地看这些材料。我还去了一些地方，比如山西太行，我在那儿走了一星期，看了几个村子，到访邓小平、彭德怀住的地方，听地方上搞历史的人讲邓小平抗战期间如何组织骗日本人、与日本人打仗等，挺有意思。我去了两次邓小平故乡广安、江西苏维埃时期邓小平呆过的瑞金，也去了南昌，“文革”中邓小平曾下放南昌(1969-1973年)。

　　为了解邓小平的背景，我花了十年的功夫搜集材料。我写的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时代，当然是以邓小平为主。他在广东的改革试点也很重要。幸亏我八十年代曾在广东省工作过，写过《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等书，所以他的试点经验，我可以比别的外国学者多谈一些。总之，我是尽可能地利用身在哈佛的外国人优势，“拉关系”，看材料，加上自己的分析。

　　周报：听说您下一部著作计划要写胡耀邦传，您在做哪些写作准备？

　　傅高义：现在中国已有了一批党史研究者，人民大学、华东师大都有很好的党史研究，我认识杨奎松、韩钢、沈志华、朱佳木等出色的学者。我认为自己应先与那些人聊聊。他们已搜集很多材料，我可能会从这些材料开始。我也想联络一些人作些谈话，所以下周我会见胡德平等人。我还没最后定下写胡耀邦传，但我想写。

　　外国人的缺点，是了解中国不多，语言不畅，但外国人的优点是能看到很多材料，且以旁观者的角度。和中国人相比，我更容易见到很多与邓小平有交往的外国人，如李光耀、卡特总统等。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要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赚钱，书的印税我都捐给我的母校俄亥俄威斯利大学。

　　周报：您是如何把握邓小平的主要性格特点的？

　　傅高义：邓小平访美时我远远见过邓小平，没有直接交谈。我访问过很多与邓小平有大量接触的人。邓小平的特殊之处，是思考大事，把握大方向，小事让别人干。这点他与周恩来不一样。邓小平晚上可与孩子看电视，有空打打桥牌。我运气太好，我认识的人中有冀朝铸，他是邓小平访美时的翻译，冀告诉我，在从北京飞往美国的飞机上，邓小平不跟人说话，就只是自己考虑、考虑、考虑，自己分析问题。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家人很有人情味，有时与孩子一起玩，但对部下，邓小平就有他在军队的样子，责任分明。我曾经与万里的女儿聊过，她说，父亲万里常与邓小平打桥牌，但并不觉得他们是朋友，而是上级与部下的感觉。邓属于组织者的性格，在工作中通常不太掺杂个人情绪。　　周报：在分析邓小平与他的时代时，您的写作立场、原则是什么？

　　傅高义：我是社会学的教授，所以很注重分析问题时应考虑大局，比如全面的国际关系如何，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如何，还要考虑地方小组织的人的关系，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所以尽可能客观分析。

　　在美国，书出版后，有百分之十的记者批评我，认为我对人权问题不重视。我认为我应考虑的是邓小平更广泛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政府里的作用、在全世界的作用，所以尽可能客观地分析，了解事情情况，了解左右各派、邓的部下的看法等等。当然因为我个人对中国有好感，希望中国成功，即便如此，我也会有批评———尽可能地写全面的情况，这是我的目标。了解大局，考虑大局，客观分析，这是我做为一个社会学者的立场。当然人的性格要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着眼大局。

　　周报：《邓小平时代》 在中国大陆出版后获得诸多好评，也引来许多争议，您如何看待该书的反响？

　　傅高义：先谈美国。百分之九十的美国读者说这本书太好了，做了这么多研究；百分之十的人批评我对邓的态度太软弱。对这些批评者，我感觉他们没有看过我的书。我没想到中国国内的反响这么不错，谁能预料到啊？我开始时甚至都不知道这本书在中国大陆能不能出版，所以我想先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甘琦给我推荐了四五家大陆出版社，后来我选择了三联书店，我的选择是对的。三联总编辑李昕尽可能地把我书里的意思保留下来，他们非常努力地促成此书的出版。书中有个别人的名字被删去了，我认为这样处理是合适的。美国有人对大陆版的删节表示不理解，但我认为，这书能在中国出版，是重要的事，是好事。我很佩服三联的做法，非常感谢他们。听说有读者专门去看了这本书的删节部分，其实我的观点在三联版中基本保留了，删去的内容仅不到百分之五。

　　周报：当别人提到您的书卖得这么好时，您看上去仍然很冷静的样子。

　　傅高义：我心里当然很高兴这本书能有积极的反响，说我不高兴那是撒谎。但可能我的性格已经定型。1979年，我四十九岁，因为写了《日本第一》一书而出了名，当时我还算年轻，但并没有因为出了风头而头脑发热，改变了性格。我得感谢我的妻子，三十五年前我与她结婚。《邓小平时代》出版后，她有时也会对我开开玩笑，你现在有名了！但她把我当作普通人，这点我非常感谢她。

　　周报：您现在主要读哪些书？读书时间多吗？

　　傅高义：我现在读书时间很少，很多消息主要是从网络得到。主要看的是专业研究方面的书。我看过一些中国文学作品，有鲁迅、老舍、沈从文的小说，当然，因为我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所以我特别喜欢看茅盾的小说，比如《子夜》，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记者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