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资中筠：西学中源说我们都不相信

　　资中筠在首发现场。

　　1958年与资中筠在布拉格郊外。

　　1991年11月，陈乐民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作关于欧洲与中国的演讲。

　　陈乐民笔记手稿。

　　“上个月27日，是陈乐民去世5周年的忌日。孔子讲，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时光过得非常快，有些东西过去了，有些思想可以留下。”上周六在《陈乐民文集》首发式上，资中筠引用孔子的话表达对亡夫的思念。

　　由三联书店推出的陈乐民作品集分为文集、专著两个部分共计9册，率先出版的是文集中的《在中西之间》，该书是作者的自述与回忆。在陈乐民2004年为本书写的题记里面，他说“昨夜星辰昨夜风，过去的都过去了。幸好有些值得一记的东西，还可以在记忆中寻觅到……”他自己说，这本不算厚的书里，写的是自己人生的三段时光：大学毕业前读书；青年和中年当“民间外交”的国家“小公务员”和进入老年，此外他还加入了在国外的片段和回忆。

　　首发式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说：“现在我有一点担心，我觉得我们现在包括很多年轻学生，就觉得现在是中国创造历史、创造新时代的时候了，对于很多异族的，他国的，包括西方明显比我们进步发达的东西是不屑一顾，甚至是采取一种非常让人担心的态度。”

　　王逸舟是在发言时回顾陈乐民的思想时提到的这个问题。他称在陈乐民的作品和平常言谈中，对中西之别有很多精彩的、不同于时下的看法。“他当然看得很清楚，就是‘中’和‘西’有什么不同。陈先生特别反对把中国所谓的国学，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儒家看成和西方完全对立或者是能够简单的取代的东西，他强调‘中’和‘西’实际上是通的，中西之别很多时候是人为的。”王逸舟认为，陈乐民和冯友兰都能既看到中学的优秀独到之处，也能看到中学和西学间的内在可沟通性。接着他就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他担心现在年轻学生对西方的东西不屑一顾，“陈先生是非常温润、非常冷静地来看待中西之别。”

　　除了对今天的年轻学生提出自己的意见，王逸舟也评价了今天的老师。“我们现在当老师，说起来也是为人师表，其实真的是惭愧，很多是工匠式的、机械式的，教学大纲式的去灌输。”他很怀念当年陈乐民大儒一样的丰富精神。“对于学生，今天的年轻人，我想到他们可能也有些可怜，就是今天他们很难有那种机会，像当年我们那样跟陈先生在一起。”

　　■ 回忆陈乐民

　　王逸舟：在陈先生家得到精神慰藉

　　我是在90年代初期国际关系禁止探讨的时候，被迫地去学习和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我那个时候感觉冷暖两重天。书记说你不能写东西了，你只能是翻译。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唯一让我感觉温暖的就是到陈先生家去。我记得在那个胡同里面，陈先生、资先生我们几个人，包括其他几个朋友，我们是常客，经常蹭饭的。但是我觉得蹭个饭，吃个面条是次要的，就是你感到精神上的慰藉。特殊的寒冷之后，年轻的学者渴望思想之光，渴望人生下一段的灯塔的时候，陈先生、资先生家里的氛围真的是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我觉得陈先生是这样，你平常看上去他是那种特别疾恶如仇，但是他对于我们这样很困惑的年轻人，他是充满了热情，而且是充满了沟通的心。现在过了20年，我也快小60了，但是我觉得人生最温暖的就是九二、九三、九四那几年，去陈先生家，去资老师家。那个故事是最有温度的，最寒冷的时候，他带来了思想，带来了知识。

　　雷颐：他没想象中那么洋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认识了资老师和陈老师。我们住得很近，他在我斜对面的一个胡同，经常向他们请教。他家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不定期地请一些人去，有岁数大的，有年轻的。我也是常常有幸被邀请。以后熟了之后，他不请我就自己去了，因为很近。或者向他们请教，问点什么问题，有什么困惑。他跟我谈过他的经历，1958年、1959年他们回来，听说国内有大饥荒，他们就觉得国内居民在受灾难，他们不能在国外吃奶油，吃面包，主动要求回国。到了农村，他看了农村饿的样子，包括他自己饿得有一次昏过去了，一下子倒在一个沟里了。沟里还有水，如果不是有人把他拉上来他就被淹了。在那个时候他有了他的女儿。陈先生那么洋派的人，他女儿的名字很土，叫陈丰，丰收的丰。他说为什么？资老师生女儿的时候陈先生还在农村，跟农民讲，农民也挺高兴，就说起什么名字，那个时候农民就是饥饿，说叫满屯、满仓，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后来想想，就是盼丰收，就来一个陈丰吧，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我去陈先生家里资先生有几次都在弹钢琴，而陈先生往往是在写毛笔字。这个我觉得很意外。我想学外语的50年代没有几个人出国，他们长期在维也纳呆着，印象当中应该是非常洋派的人，结果我发现他这方面还挺土。他不用电脑，资先生很早就用电脑了，而陈先生不用。

　　资中筠：在学术上与他最知音

　　我对陈乐民应该说是最了解的，最近我接受过一个杂志的采访，最后记者问我一个问题，“在你的熟人和朋友圈子里面，在学术上最契合的，或者说最知音的，请你举出一个人来。”我想了半天，我说还是陈乐民。

　　我体会到陈乐民在文化上，可以说在品味上很不喜欢美国。他去访问了美国一次，看了人家认为非常引以自豪的华盛顿的大教堂。他给我写一封信，他说欧洲人在本土再也造不出这么粗糙的东西，他对美国的文化就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他在现代化的进程里面，在世界的发展里面，他又深信是欧洲靠了美国，而不是美国靠了欧洲。就是说整个的世界发展的趋势还是欧洲向美国靠拢，东方向西方靠拢，而不是倒过来。对于中国文化他就更加是这样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感情之深就不用提了，而且他的审美文化也是这样。在现代化的进程，在很理性地讲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的时候，他是被认为是西化观点的，甚至有人扣他一个西方中心论的帽子。这是两种在感情、审美和理性这个方面的一种矛盾，在他身上是非常明显的。

　　他传统文化的修养，或者旧学根底比我还多一些。我现在越来越有点返祖现象了，我所能够调动的，一切我想到的什么典故、文字、成语，要写东西一定都是中国的。我很少说着话就加一句英文，或者是写东西来一点外文。另外，我真正的底子还是中国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制度来讲，从现代化的进程来讲，又觉得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走不到现代化的，这个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所以陈乐民常常说，中国像一个易拉罐，不是说自己自然而然就生成现代化，要没有外力把它打开的话，新的东西不进来的话，自然而然的现代化是走不成功的。这一点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想法。所以对于所谓古已有之，西学中源说，这个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记者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