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台北6月15日电（记者陈键兴 章利新）二十四五岁时，阮义忠第一次透过照相机的取景框“看世界时的感觉”是：“那是一种无法回避、无法把自己从现实人间抽身出来的，令我惊慌失措的处境。”
40多年后，阮义忠已是蜚声两岸摄影界的名家和导师。今年，他在１９８７年推出的《人与土地》摄影展在台北“重装再现”，而“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不久前也正式启动，受到两岸摄影界关注。近日，他在台北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表达其心中的摄影与世界的关系：“创作的原点就是生活的原点，要透过镜头用温暖的视角，去凝视我们周遭的一切，去看见活生生的生命，去思考如何用镜头去唤起反省。”
长年不懈的摄影实践与理论探究，让这位台湾摄影家淬炼出独到的影像哲学，而常年行走两岸的他更将推动华人摄影发展作为“志业”，期望为此投入更多心力。
摄影家的“养成”
《人与土地——阮义忠经典摄影集》的封面照片，也是此次阮义忠重展的海报照片，对于两岸喜爱摄影的朋友应该并不陌生。那是1986年，在台湾屏东牡丹乡的旭海村，十多个孩子站立在地平线上，其中一位男孩正在空中翻跟斗。
已故《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对阮义忠的作品“留下”如是评语：“他的镜头面向着台湾的农村，构图框架在农作的劳动现场，焦距是平民的质朴与高贵。”
阮义忠的作品以人文纪实为主要风格，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一直专注地用镜头对准台湾寻常百姓的生活，呈现出对人性的温暖关照、对土地的深沉眷恋。这样的关切，与其生命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个出生在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之子回忆说：“我家七兄弟两姐妹都吃足了劳动的苦头，从小就是农夫。我厌恶这个身份，努力想洗去这个父母加在我身上的可耻印记”。“在那个时期，我从土地得到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绪。这就是我的成长背景，生命中一个沉悒笨重的包袱；我扛着它走了很长而且是错误的一段路”。
高中毕业后，阮义忠进入一家文学杂志担任插画作者，退伍后加入另一本杂志，开始拿起相机，从此扎入摄影的“深渊”。
最初拿起相机的阮义忠透过取景框，又看到农林、土地、劳动……他无法在自己曾怨恨的那种生活方式中去寻找创作题材。所幸，阮义忠坚持拍了下去，他的镜头开始不知不觉地为土地上辛苦的劳动者和他们拥有的可贵品质所吸引。
“那些人，那些土地，透过我的相机令我温暖和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噩梦中醒来。”他解释《人与土地》系列时说，“我急切地想要把重生的经验倾吐出来，急切地想在自我救赎中，找寻任何可以看到的希望之光。”
高信疆曾在文章回忆说：“刚认识阮义忠时，他是以插图在文艺界闯出名气的，后来也读过他的诗和小说。在这些不同形式的创作活动中，我都看到一股无比炙热的深情，和他那特有的才情与思考。这些秉性，在他的照相机观景窗里，愈益清晰地对准了焦距，也更加饱和地曝了光，而成为他对人、对事、对生活的至情关怀。”
摄影家的“坚守”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阮义忠编著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两本书推出简体版，让他走进了大陆摄影界的视野。近年来，阮义忠在大陆再版、新版的书籍已超过10本。
1992年，阮义忠创办中英文杂志《摄影家》，至2004年共出版62期，成为海峡两岸摄影家的“伯乐”，为不少华人摄影师走入西方视野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台北艺术大学退休后，阮义忠于2013年开始在两岸一些城市开设工作坊，讲解摄影美学和大师作品，分享创作经验，指导暗房操作。
阮义忠告诉记者，自己现在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大陆，一半时间在台湾。在台湾时，每天3点多起床，4点多喝完咖啡，5点以前就进暗房了。
阮义忠现在很少拍照，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倾注在暗房里，因为过去拍的很多胶片没有放大，或者希望放得更好。
“底片就像是乐谱，放大底片则是演奏，20岁时和60岁时演奏是不一样的，因为人世历练不同了，体悟也不同了，现在再来放大，更有情感，更有深度。”他说。
阮义忠对暗房的态度也是一种坚守：“传统的影像在暗房诞生，现在的数码摄影则是在‘光天化日’下随拍随传，只有光学部分，少了化学部分。进暗房让我觉得自己依旧是一个匠人，不只是在捕捉画面而已，而是在完成一件作品。”
当记者问及摄影科技不断发展，人们远离暗房似乎不可避免，阮义忠解答说，他并不是要否定数码摄影，而是希望今天的摄影者了解摄影的传统。
“要了解摄影的传统，每按一次快门都要全神贯注，把那一瞬间当成千载难逢的机会。”阮义忠说，“我鼓励回到传统的创作态度，哪怕用手机或数码相机，应该有一个理念，按一次快门就有一个成本，过去是物质上的成本，现在是精神上的成本。传统的态度里面是‘惜物’的精神，一个‘惜物’的人才会‘惜情’。”
摄影家的“担当”
“摄影增加了我的生命宽度，我也应该在有生之年为它多尽一分力。”坚守带来了一种担当，阮义忠原本设定的目标是70岁时创办一个摄影奖，现在提前了4年。
在大陆学生的“鼓动”之下，“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今年正式设立，并于6月起启动首届征稿。
谈起初衷，阮义忠说：“我一直认为，摄影的本质是发现与记录，也就是向外观看，找到事物之间的关系，将其捕捉，把意义传达给更多人知道。但是，近年来，实地感受两岸各地摄影活动的蓬勃，也观察到目前流行的摄影表现严重偏向观念性，人文精神逐渐稀薄，令人忧心。”
阮义忠认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性摄影奖对亚洲尤其是华人摄影不够关心，而华人摄影奖近来更关注观念性和艺术性摄影。因此，他萌生了设立一个只针对华人、突出人文性与纪实性的摄影奖，希望“适当地平衡一下”。
“当代影像艺术越来越讲求个人的观念表现和视觉上的刺激，越来越冷酷，跟观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希望鼓励大家能够耐得住寂寞，用镜头去发现你周遭的跟你有关系的题材，回到你生活的原点，找到自己内在与外在最有共鸣之处，通过相机把它反映出来，那才是真正有深度的东西。”他说。
1982年，阮义忠在澎湖望安海边拍摄，几条小舢板缓缓靠岸，妇人们冲上前去协助卸载渔获。其中一位把一尾色彩艳丽、体形硕大的鹦鹉鱼兜在怀里，阮义忠赶紧举起相机。“谁知妇人的动作比我更快，马上就把鱼捧起挡住了脸说：‘拍鱼就好了，不要拍我！’”于是，阮义忠留下了一帧充满超现实意境的作品，他在注解中写道：“导演是她，我只不过按了快门。”
阮义忠的黑白老照片，历经岁月的洗礼，如今看来更加意味隽永——那被定格的风景早已在现实中消逝，却能将当下的观者拉得很近很近。阮义忠在结束受访前说的一句话，让人更深切感受到摄影确已成为他的信仰：“摄影者需要找到自己和拍摄主题之间‘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责任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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