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龙应台：磨亮 “自觉”这把剑

　　刚刚进入2016年，就得到了一个消息，龙应台要到北京来演说。去年九月我们约了在台北龙应台的基金会有过畅谈，也约过希望在北京见面，于是微信问她，她回复说，这次时间很紧张，索性到演说现场去见个面。

　　于是就坐在台下当了听众，这是1月6日的下午。

　　有不少大腕，和几百个年轻人一样端坐台下。任志强的场子，他一定在，还有他的密友潘石屹，加上张维迎、贺卫方、王巍、张树新、马晓力、张力奋，平时都应当台上当讲师的，现在都成了学生。

　　龙应台讲的题目是“倾听一个人的回忆”。当然是大家在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但是，其实是推而广之的一个话题，倾听每一个人的回忆，龙应台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单个人的回忆集合起来，就是历史的记录。如果历史记录是编织起来的话，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条线。

　　除了个人记忆，龙应台也讲到国家的历史，也就是官方修史。她认为，官方修史是必要的，但是，官方修史处于各种原因，会有不少缺陷和误差，个人记忆是必要补充，其实很多鲜活的历史是存在于个人记忆中的。但是，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个人记忆和官方修史有不一致的地方怎么办？龙应台用了这样一个词：政治不正确的记忆。

　　恰好，中午我和几位历史学家餐叙说到了这个话题。例如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红歌《十送红军》，在坐的党史专家说，红军长征是在慌乱中秘密的又是匆匆的启程的，不可能出现歌中所唱的场景。

　　这是一个小例子，似乎无关紧要，而且，文艺创作也是可以虚构的。但是，这又确实和个人记忆是有误差的。

　　当然，个人记忆也是需要不断修补的。

　　龙应台是不断审视自己的个人记忆的。她曾经认为，个人记忆中应该推翻的、拆除的、修复的，以及要重建的，自己都在做，而且知道要这样做。直到认识了一位山西平遥出生的赵先生。

　　这位先生少年时代稀里糊涂加入国民党军队，后来被俘加入共产党军队。抗美援朝时候再次被俘，17岁就进了战俘营。1954年，一部分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还有一万多人到了台湾，当时被称作“反共义士”。他们奔向台湾的时候为了表忠心被迫刺青。1987年以后，这些老兵陆续回到大陆见家人。他们回乡前纷纷到医院洗去刺青，赵先生为了回乡，生生把手上的青天白日旗（那块皮肉）割了下去。

　　这让龙应台非常震动，她说：“我以为我的记忆里修复过的、推翻过的、重建过的，都了然于心了，”经过这件事，“我才发现，真实地面对自己记忆这件事，不是在哪个年龄的时候就已经做完的事情，它是你要一辈子不断地去审视、不断地去看、不断地去追问的一件事情。”

　　当我在听龙应台讲她的记忆时，不断闪过的念头是这样两个纠结：一个是个人记忆政治上不正确，和国家历史不吻合，怎么办？再一个就是人是处在不同层面的，不同的人记忆也是不一致的，有些差别还很大，怎么办？

　　当天台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龙应台对他们说，记忆的流失和故意被看不见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你如果认识到这件事情，而想要保存记忆，必须花非常大的力气。遗忘这件事，需要一个人用很高的自觉去抵抗。

　　龙应台对欧洲一个名为“历史学会”的民间社区组织很感兴趣。这个组织有一点像足球队，或者是合唱团，或者是烹饪班。它是街坊邻居都会参加的。这个“历史学会”可能有高中生，有小学老师，有邮递员。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每个街坊都有，什么都去问，什么都去找。“对于历史的关怀，它几乎像你学烹饪、唱歌一样，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小小的‘历史学会’，其实就是把个人记忆编织进入那一个大的编织体的东西。”

　　在演讲的最后阶段，龙应台提到，在某些国家里，所谓的国史，是从家史、街道史、村史、乡史出发的，一层一层绵密地往上织，织成国史。如果只允许从上而下的国史的宏大论述，而且垄断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话，是不可以接受的。

　　在提问阶段，有的大学生提出了一直盘桓在我脑中的类似的问题，就是完整的个人记忆，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还做不到怎么办？

　　龙应台再次提出了自觉，并且在自觉之后还加了一把剑，自觉之剑。

　　自觉这个词，在我印象里和佛教有关，但现在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人都会用，但是，龙先生把“剑”和“自觉”连在一起了，就有了一层更加积极主动的含义了。

　　龙应台几次提到，要把自觉之剑磨得亮亮的。我揣摩，自觉这把剑，主要是针对自己的，用途有两个，一是在自己感觉到彷徨时，感觉到有很多羁绊影响自己正确的记忆时，要用自觉之剑斩断这些羁绊，其实，很多时候，人是因为自己的惰性或者是畏惧而不敢前进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困难只是自己限制自己的理由而已；二是在前进路上遇到障碍时，要用自觉之剑披荆斩棘。一是斩断过去的羁绊，二是劈开前进的道路。自觉之剑的精妙，就在于此。

　　这把自觉之剑不只是适用于个人记忆，还可以适用于其它任何可能遇到困难的地方。不能因为有困难就畏缩不前，手中要有一把磨得锃亮的自觉之剑，面前就没有了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