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台湾族群政治的兴起与消隐

　　文/张铁志

　　许多人都还记得，1994年台湾进行首次北高市长和台湾省长直选时，在台北街头的紧张硝烟。出租车和私家车插上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或者新党候选人赵少康的旗帜（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的人气比较低），开车经过时彼此叫嚣，或者比着候选人号码的手势；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时常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吵架；在首次电视竞选辩论会上，赵少康用激情的语言指责陈水扁是法西斯台独，并且一旦当选，“中华民国就要灭亡了”──而彼时阿扁还是温和派，因为他知道民进党过去是激情暴力形象，所以喊出“快乐、希望”，脸上带着扁式笑容。

　　而就在前一年，新党前身“新国民党联机”南下高雄，民进党支持者包围叫阵，双方起了流血冲突，被称为“3·14”事件。那两年，是台湾族群在政治上冲突的高潮。

　　台湾的族群政治为何而起，又为何逐渐淡去？

　　一种主流论述的说法是，以前从来没有省籍矛盾（指“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是到民进党出来之后，才进行族群动员、挑起省籍矛盾。

　　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战后台湾确实有客观上的省籍矛盾，只是这个矛盾未必转化成族群的自我意识乃至对彼此的冲突性态度：从矛盾到意识确实是经过民进党及其前身政治运动的诠释与动员。

　　台湾的省籍矛盾当然是始于1945年，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赋予台湾省的行政地位，而随着大陆人的移入，开始有“本省人”、“外省人”的称呼。当时由于双方的历史经验、生活习惯与语言的不同，出现了摩擦，甚至让他们没有同为平等公民的感受；“2·28”事件之后，国民党政府镇压上万本省人，更造成族群之间的严重不信任。

　　其后几十年本省外省族群的通婚、交往，以及国民党所建构的以中国人/“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族群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明显的摩擦。然而，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省籍之间确实有严重的不平等：虽然本省人是台湾的多数族群，但外省族群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少数族群统治”。例如在文化上，以国语为主的政策在教育和主流文化建制内严重打压、歧视本省人的语言和文化；在政治上，外省人掌握了中央政府的主要位置和政治资源；即使到了1987年，还有“立委”质询说，本省族群在“中央政府”高级首长中的比例只有14%、军方少将以上将军只有4.3%，警政署的高级警官只有7.3%。当然，还有 “中央”民意代表的国会代表（包括“立法院”和“国民代表大会”），因为未曾改选，所以绝大多数都是外省人，而且是在大陆就担任这些职位的老一辈外省人。

　　“国会改选”事实上成为70年代初期以后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因为这个诉求结合起民主化、本土化以及省籍权力分配平等三大议题：没有定期改选不符合民主化；绝大多数民意代表所代表的是这个政权并未实质统治的大陆，而本地民意则未被充分代表，所以不符合本土化；更遑论“国会”席次巨大的省籍分配不平等。所以要求“国会”全面改选，意味着这几项目标的同时完成。

　　在民进党及其前身党外运动的动员过程中，本省籍民众开始逐渐意识到原先省籍间的政治与文化不平等，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族群想象”，而这批具有省籍/本土意识的群众也成为民进党的主要社会基础。一项学术研究显示，1980年以前，大多数本省民众不接受弱势本省族群这样的说法；但是，在1994年的民意调查却显示，本省人和外省人都认为对方族群有较大的政治和经济优势，自己族群则是相对弱势。

　　国民党也在70年代初期，就意识到这个省籍矛盾对政权巩固的危机。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时，开始推动“吹台青”政策，拔擢年轻的本省籍知识分子。后来的增额“立委”选举，更是大量提名本省人来与民进党竞争。例如，在1986年当选的73名增额“立委”中，只有三人是外省籍，其中两人是军方辅选的，另一人就是赵少康。1984年，蒋经国提名李登辉担任“副总统”，更是一项突破性的决定。

　　从70年代开始的政治精英逐步本土化，让外省籍的从政者开始焦虑。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学者魏镛在1976年就说：“如果年轻一代外省人经济状况没有改善、政治参与机会仍然受限，可能会造成严重性不亚于台湾人不满的不良政治后果。”到了1986年，赵少康也说：“政治上及经济上外省人都是弱势。”

　　1988年，李登辉上台，本土化开始成为其后台湾的时代精神，外省族群相对弱势的焦虑感更为严重，90年代前期成为台湾族群政治冲突的高峰。

　　第一场族群政治斗争的爆发，是1990年李登辉要连任“总统”时出现的所谓主流与非主流之争。斗争结果是以外省族群政治力量为主的非主流派失败，年轻一代的“立委”另组“新党”，出走国民党。这是1993到1994年省市长选举，族群政治高潮的背景。1996年，外省政治力量推出本省籍的林洋港和彼时成为外省政治权力最具代表性的郝柏村，和国民党的正式候选人李登辉竞选首任“总统”，但是失败。

　　面对着族群政治的新局面，民进党开始提出一套新的论述“四大族群”，包括外省、闽南、客家和原住民，强调四大族群的彼此尊重，并且同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也基本上构成了90年代的主流论述。1995年，民进党更提出要和新党“大和解”，并且提出“大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激烈的冲突情绪中，他们试图寻找和解之路。

　　但在多元族群的主流论述下，其实依然暗潮汹涌。面对新时代的本土化趋势，外省族群不只感受到失去了政治代理人，更深感失去他们以往熟悉的、主导这个岛屿的种种文化符号与象征：如今的“总统”最擅长的语言是他们最不熟悉的日语和台语；政府大力推动把资源聚焦在台湾，而不再是遥远的大陆；他们对台湾并不陌生，但如今谈论台湾的方式却是他们所陌生的；而外省籍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名嘴，为了维持他们的政治利益而不断把本土化妖魔化、放大强化外省族群的恐惧（例如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就会灭亡，或者民进党把他们推到海里）。

　　另一方面，虽然以省籍分布来说，本省人在政治权力的分享已经不是弱势，在文化上也逐渐取得正当性与更多资源，但历史遗留下的霸权文化仍然存在，所以本土意识较强的本省人仍然觉得他们是相对弱势或者非主流──这是90年代族群政治冲突的根源：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双方对于彼此的悲哀缺乏更深刻的体认与理解，本省族群是被殖民者的悲哀，外省族群则是流亡者的悲哀。

　　在这之中，族群与省籍矛盾又混杂着国家认同的歧异、对两岸关系态度的差异，以及对于“去威权化”的斗争：例如当民进党执政时，要把 “中正纪念堂”改成“民主纪念馆”，有人批评这是族群斗争，但事实上虽然老一代外省人对蒋介石可能较有情感，但“去蒋化”未必就是族群斗争。

　　无论如何，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用更多资源去推动本土化，而年轻世代对于本土化的恐惧逐渐消失，上述父辈的哀愁也逐渐淡化，更重要的是，台湾认同与台湾意识也逐渐成为主流。不同省籍的政治态度、历史记忆虽然仍有不同（如外省人仍然多数支持国民党），但已经不太会出现激情式的冲突。随着与大陆的互动日益密切，台湾政治的主要分歧，如今是对具体两岸政策的差异，省籍之间的政治矛盾也慢慢隐没于历史的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