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等著作2017年进入公版期 亲属担忧版本鱼目混珠

　　本报记者 路艳霞

　　2016年12月31日即将到来，随着版权保护期的结束，包括老舍、傅雷在内的20多位大家的作品，共计200余部，都将进入公版期。中国老舍研究会官方微博为此于近日发表申明称，目前老舍作品最权威版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19卷本《老舍全集》，今后其他机构出版作品请以此版本为准。

　　公版图书历来是出版社竞争的焦点，但瞎编胡改经典名著并不罕见。业内人士认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倡导尊重经典、尊重大家。

　　老舍女儿

　　有的新课标图书粗糙、不负责任

　　谈及中国老舍研究会发出的申明，老舍女儿舒济说，研究会发申明，事先并未与她商量，她也是别人转来才看到的。她表示，“老舍研究会非常仗义，具有中国良心，是以严肃态度对待出版的，我非常支持。”

　　舒济坦言，自己对父亲作品进入公版期后，还是心存担心。“现在一些公版书根本没有校对，怎么节约怎么来，一翻拍一复印一印刷就完事了，有的新课标图书、语文参考资料非常粗糙，对孩子、对读者完全不负责任。”她认为，这是追求金钱至上的表现。她认真地说，老舍一生都是一丝不苟，对待读者、对待人都很尊重，所以我们也要尊重他，一定要维护其作品的完整性、准确性。

　　舒济曾经遇到一些出版社出于好心想出版老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一些作品，但她发现这些作品的一些字句存在错误，标点符号也有误。“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舍全集》经过一二十年的反复校勘，错误是最少的。”舒济认为，那些杂志上发表过的老舍作品，不能照搬出版，可以作为专家研究者的参考读物，但普通读者需要看到的是老舍准确的东西，哪怕是标点符号也尽可能没错，这样才能体现他的思想、感情。

　　对于老舍研究会发出的申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强回应：“来得很及时。”他表示，出版社已进行了布局调整，应对明年的老舍热，“我们不太担心明年市面上出现多种版本带来的压力。”他介绍，人文社已对老舍先生单本作品发行进行了调整，其中《骆驼祥子》有6个版本，包括语文新课标版、丁聪插画本、高荣生插画本、藏本等，《四世同堂》也有4个版本，这些版本都将陆续出版。“人文社作品的可靠性以及质量都摆在那里，许多老师向学生推荐以及文学院学生论文引文等方面，都会明确要求是我们出版社的作品。”此外，宋强也提及，关于《老舍全集》中的注释，人文社依旧有使用的专有权。

　　版权专家

　　不能随意篡改、肢解作品

　　对于读者和出版业而言，即将到来的2017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一份进入公版期的中外名家名单已在网上传播，他们都于1966年辞世，其中包括老舍、傅雷、叶以群、赵少咸、陈笑雨、邓拓等中国名家，也包括弗兰克·奥康纳、伊夫林·沃、铃木大拙、阿赫玛托娃等国外大家。

　　对著作权的权利保护期，各国有不同的规定，中国是作者有生之年至死亡后50年，即截至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而欧美的保护期都是截至作者死亡后70年。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举例，尽管阿赫玛托娃等国外名家的作品在欧洲的版权保护并未到期，但在中国已进入公版期，按照伯尔尼公约互惠互利的原则，中国出版机构不用获得授权，即可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提醒，从著作权来说，一类是财产权利，具体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等权利，一类是作者的精神权利，即作者创作作品都会将自己的精神、情感、人格外化到作品中。因此随着作者作品进入公版期，其复制、发行、在网上传播等权利就没有了，但其精神权利却不容随意篡改，“也就是说作者的署名权、作品完整权要保护，其作品不能随意遭到篡改、肢解。”

　　李明德还补充说，出版机构需要注意，按照《著作权法》规定，公版图书新出现的草图、说明、导读、注释、版式设计等，都归相关创作权利人所有。“比如谁都可以出《唐诗三百首》，但是中华书局有自己的版式设计，而版式设计包括版心、字体、字号、开本等。”他说，版式设计保护期是10年，是从作品的第一次印刷开始算起，像傅雷、老舍的不少书，可能版式设计都已超过10年，“即便是这样，我建议出版社最好还是自己排版。”

　　此外，对于公版译著的译者权利保护也不容忽视，有专家提醒，以往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最集中。《旧制度与大革命》畅销以后，出版界涌现了几十个版本，多数是“中译中”的产物。夏丏尊1924年版的《爱的教育》是中国最早的译本之一，尽管早已进入公共领域，但有些译本稍加改头换面后，便明目张胆地将原译者的名字换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马爱农也发现自己的译作《绿山墙的安妮》被抄袭出版，从而诉诸法律，并最终赢得官司。

　　业内人士

　　读者可挑名社、名编版本

　　面对一众国内名家作品进入公版期，学者止庵预测，老舍多部作品以及傅雷的《傅雷家书》等都将是公版重点书目，“已听说不少出版社都在等着这一天，而且纷纷做好了准备。”

　　“能在其辞世后50年还被人关注已经很不容易，对这些作家要充分尊重。”止庵还想起一个细节，去年是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著作权保护期的最后一年，他恰恰在东京一家大书店看到谷崎润一郎36卷作品出版的大幅海报。当问及为什么选在版权保护期即将到期前推出，出版社回答说，只因受作者恩惠50年了，这是一场告别式，这样也可以给作者家人一笔钱。“日本出版社历来都有这个规矩。”止庵说。

　　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也表示，作家作品进入公版期后，表达尊重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好书、出好作品，绝不能瞎改、瞎编，要以敬畏之心来对待，“书中的索引、编排、校订、设计都应讲究。”

　　但事实是，公版图书、公版译著的质量问题一直困扰出版界。翻译家张炽恒直言：“译著质量问题已存在多年，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很难解决。”他认为，由于稿酬低廉，造成较长时间以来新增的好译者不多，有的出版社只得勉强找人制作新译本，低劣译本越来越多。

　　同样书名、同样作者一出就几百种、上千种，如何甄别公版图书的优劣，对读者是个难题。刘明清建议，读者一定要有品牌意识，紧盯名社、名编、名出品人不会错。张炽恒则支招，判断一本译著的质量，最可行的办法还是选择译者，可以通过书中介绍及网络等渠道了解译者，“我还有个原则，多人合译、改写、无译者署名的译著，一般不会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