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切不能再“万村一面”

　　中新社宁德11月26日电 (林春茵 张川闽)“呈现这些村落的地方魅力，使他们像说书人一样为游客讲述自己深刻的生命故事，这是传统村落开发规划的理想追求。”行走闽浙山野15年的台湾建筑学家萧百兴，把传统村落诗意地比喻为“空间说书者”。

　　当下，传统村落保护在中国正备受关切。近日中新社记者随多位民俗学、建筑学、文物学和民间文化研究专家走访福建古村落，探寻“留住乡愁”之路。

　　福建现有73个村落名列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居中国第三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也极力提供财政支持，保护传统村落。

　　2014年4月，传统村落保护首获中央财政专项扶持，3年内划拨300亿元(人民币，下同)，327个村落受益，其中福建有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闽安村、泉州市永春县姑山镇茂霞村等16个村落入选。福建省今年也给予10个传统村落各500万元，地方再配套500万元。

　　“虽然几百万对于村落整体保护杯水车薪，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多年躬身古村落保护的厦门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戴志坚认为，传统村落保护开发正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建设性破坏是戴志坚新的担忧。由于规划滞后，或当地急于求成，“小保护小破坏，大保护大破坏”的大拆大建的现象，在他的调研中屡见不鲜。

　　调研过一个滨海小城的寺庙重建工程后，他对中新社记者感慨，“原拆原建比新建往往耗工数倍，但现在搬迁过去用10年20年建起的寺庙，却要求4个月完工3座庙，粗制滥造可想而知。”

　　“现状是，钱越多，要求花得越快，”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杨指出，政府希望尽快建成现代化村庄，村民也希望尽快改善居住条件，享受城市生活，“太快就难免不尽人意。”

　　罗杨感叹，“保护古村落比保护故宫还要难”，古村落既要活态传承非遗内容，又往往没有人力、智力、财力资源可用，保护难度非常大。

　　走在福建宁德市屏南县一带，一色的流水穿城，一色的飞檐花栋木构廊桥，萧百兴掰着手指对各村落的“奋斗历程”如数家珍，令这些在记者眼里大同小异的古村落立刻鲜活起来。

　　“福建传统村落比较多，如何防止统一化、同质化，尽可能地显现出丰富多彩的特性，是重中之重。”全国文物学会副会长郑国珍最为忧心的则是建设中的同质化倾向，“过去城市建设已经千城一面，今后切不能再万村一面。”

　　红灯笼、美国草皮、喷泉，几乎成为如今古村落开发建设中的标配，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把一些农村的普罗旺斯花田斥为“太假”，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也无奈感慨，“由古建修复队修建的村子，越来越像城市和公园。”

　　“要保有原汁原味的原真性，只有激起村民的自觉性。”复旦大学教授郑土有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本质上说，古村落的保护是由‘局外’的力量发起和推动的，但推动是有时间性的，只有激发起村民的文化自觉，激起其保护村落、保护文化遗产的‘内在的驱动力’，这才是可持续的。”

　　“产权的问题，就是动力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万建中指出，开发商与村民争利而导致旅游陷入恶境时有发生，厘清产权关系，让村民自主开发，“人家祖宗留下的饭让人家自己吃，”对农村健康有序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民协副主席、山东文联主席潘鲁生坚持应从文化生态保护的角度进行立法保障，“明确村民既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受益者，也是保护传统村落的责任人，明确专家在规划方面、政府在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置村民再生产生活等方面各司其职。”

　　“村民自主治理，重建以人与土地的伦理关系为核心的乡民自主体系，对乡村复兴意义重大。”在深入考察了屏南北村之后，赵辰发现，当地的赵氏宗族体系构建了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自下而上推动村落发展，“如此村民自身的利益将成为核心考虑，而非过于粗暴的旅游开发或政绩式的开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