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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敦煌学教授讲述中法敦煌学的“开放发展”

时间:2014年01月28日 09:41 来源:中国新闻网 字号:       转发 打印

  中新网兰州1月27日电 (南如卓玛)记者日前来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一进门便看见很多学生在忙碌着挂壁画,郑炳林先生背着手指点高低。随后,他领记者穿过楼道,进入他的办公室,大大小小的装裱壁画挨墙放满了一个走廊。

  记者挨着文献书,坐在沙发上,郑先生为自己搬来一个凳子,与记者正对面坐着,这位敦煌学界赫赫有名的研究专家却显得有些拘束。为缓解郑先生的略微紧张感,记者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采访提纲递给他看,他手扶了下眼镜,仔细看完,顺手放在了后面的书桌上,微微一笑,眼神里顿时充满神采。

  “没有伯希和,就没有中法敦煌学”

  “谈法国敦煌学,就离不开伯希和,没有他,就没有法国敦煌学。没有伯希和,中国的这些文献也流传不到法国。”郑先生开门见山的说,当然,在中国学术界,对于伯希和的影响是褒贬参半的。

  “毕竟是他把中国文物盗窃走的,但是他跟斯坦因、华尔纳等学者区别很大。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他对中国学者是有友谊的”,他说。

  郑炳林,陕西省黄陵县人。1956年7月24日生,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并留校任教,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风雨无阻业已三十余载。郑先生现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敦煌学辑刊》主编等职位。

  “最初接触敦煌学,对法国敦煌学是首先要了解的。法国在敦煌学研究上一直处于欧洲领先地位,他们很多研究成果登峰造极”,谈起法国敦煌学,郑先生赞不绝口。他说,伯希和自1906年开始探险中国三年,是从新疆进来,北京离开。斯坦因等外国学者拿到文献后对中国学者绝口不提,但伯希和把文书拿走后,留了一部分精华,同时,部分精华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听说这批文物之后去他那里看,他也没有拒绝。

  据悉,1906—1908年,伯希和从敦煌和西域劫回6000余卷5—11世纪的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梵文写本与其他大量中世纪文物,它们成了法国研究西域和丝路的珍贵资料。

  “中国学者罗振玉、曹元忠等老一代学者做敦煌学,是从伯希和那里看到这批文书开始的,”郑先生说,没有伯希和把这一批文书拿到北京展出,就没有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开始,也不可能知道这批文书的存在。

  郑先生说,在伯希和到达新疆之前,多国探险家也至于此,但是这些人直到那时仍未考察清楚,究竟应该将塔里木文化归属于哪一种文明。而老牌殖民主义和尤为注重文化的法国却姗姗来迟,虽然其他国家捷足先登,但是伯希和到此才真正解决了这些问题。

  他说,伯希和没有进行资料封锁。“我想,他是从国际性的眼光看的,而且是很友好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他们看了这批文书之后受到刺激,才真正了解敦煌文献的价值,才不遗余力的到处跑,想了解敦煌文书的价值,才迫使清朝政府把最后一批文书运到北京。如果没有这一次展出,在斯坦因、伯希和拿走之后,俄罗斯的鄂登堡再拿,可能那批文书就毁坏完了”。

  王重民时代的中法敦煌学“开放发展”

  1920年,民国政府派遣向达、王重民前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物。向达去了英国,王重民到了法国,遇到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王重民到法国是一路绿灯,他要看那一块都能看着,而且法国学者谢和耐、戴密微这些顶尖级的汉学家,对他非常客气,所以是不保守的。”郑先生说,中法这方面实际上是双方面的促进,一方面王重民在法国看到了敦煌文书,工作顺利完成;另外一方面,法国的汉学,以王重明先生在那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据悉,戴密微先生写的《吐蕃僧诤记》,就是当时王重民先生的建议之下撰写。

  “在他撰写成功后,戴密微在法国汉学研究地位,称为研究东方学的泰斗,这本书在世界敦煌学史上评价很高,每一条都可以成为一个大‘百科全书’”,郑先生说,选题是王重明先生给的,利用他的知识帮助戴密微做的,所以法国汉学界的发展,从另外一方面说,也得到了中国敦煌学界的帮助和全力以赴的支持。”。

  “法国汉学研究、吐蕃文研究等多领域都世界领先。他们的研究不论在哪个领域,能占领学术界的顶尖地位。”郑先生说,法国研究汉学界的宗教民俗文献,如占卜文献难度很大,但法国学术界研究后就占领整个领域的制高点,这种成果是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1978年后中法敦煌学合作进入“新时期”

  “1978年以后,中法敦煌学的交流关系更为密切。”郑先生说,法国开始办“敦煌石窟艺术节”特展等活动。另外,法国敦煌学者积极参加中国敦煌学学术会议,还有中法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

  1979年,利用伯希和百年诞辰的机会,巴黎国立图书馆组织了“中国和高地亚洲的宝藏,伯希和百周年诞辰”的展览。1983年,在巴黎植物园举办了由中国敦煌研究院组织的“戈壁沙漠中的中国壁画、植物园中的丝绸之路”展览。1994年,在航海博物馆举办了有关辛伯达航海东游的展览。1995年10月,吉美博物馆、罗浮宫学院、敦煌研究组联合举办“西域—佛陀之地”展览。

  2004年,中法建交40周年,中法互办文化年。北京召开“粟特人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这在世界上是影响很大,粟特人是国际性民族,三国到唐代,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经商有聚落,研究这块粟特人就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此次会议上,世界顶尖敦煌学研究者都来,中法文化在这一时期进入新的阶段。”他说。

  法国敦煌学继承“后继乏人”令人担忧

  谈起法国百年来,对敦煌学文献的保护,郑先生说,保护可以说是好的,当时在表层做了一层丝网膜,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但丝网膜贴上后,影响看的效果,所以现在他们正在揭,“所以究竟如何保存最好,也是我们一直研究的问题。”

  法国汉学界戴仁于1986年推出了一本附有精美插图的《马可﹒波罗的丝绸之路》,书中搜集了13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中国图画、素描画和绘画,均为稀世珍品。

  而另一位法国敦煌学界的泰斗拉露小姐,自学成才,终身未嫁,研究敦煌学中的藏学,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至今仍是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著作之一。

  随着法国一些敦煌学专家年老或去世,敦煌学后继乏人。2008年7月9日,法国科学院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研究工作对法国人的吸引力持续下降,法国的研究工作将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现在法国敦煌学界担忧是后继乏人,目前只有法国图书馆人员蒙西从事这块工作。蒙西退休后,谁来接任还没有确定。”说到这,郑先生看起来有些沮丧,他说,法国最大研究机构法国科研中心,多数汉学家现年事已高,特别是敦煌学家,如远东学院很多研究者,也是年龄已大,后生还没接任上来,这是很大问题。

  作为研究三十余年敦煌学的专家,郑炳林先生不遗余力的奔波,“敦煌至少去过四五十次,”郑先生说,中国学者常书鸿等一大批“敦煌保护神”为敦煌的保护、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敦煌学研究早已改变了落后面貌,而法国等国外传统的敦煌学研究重镇后继乏人。他认为,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来对待敦煌,对待敦煌学。(完)

[责任编辑: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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