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义成永"年画、清末上海小校场年画展出

　　“鱼献吉祥、红蝠进宝”的清代残版彩绘。

　　“八仙上寿”，幸存的清代八仙人画版刷印的墨线，画面两两一对，从左至右分别刻了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吕洞宾，中为骑鹿寿星及一童子，然后是汉钟离、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

　　传统中国有过年贴年画的风俗。几百年来，从胖娃娃抱鱼，到“金鸡报晓”、“五谷丰登”，再到怒目圆睁的门神、“下界保平安”的灶王爷……家家户户将屋里屋外贴得红红火火，以祈祷新年吉庆，驱凶迎祥。随着农耕社会的迅速瓦解和民间传统的式微，这种民间艺术不知不觉中已淡出生活。

　　1月18日，上海图书馆联合天津美术学院举办一场年画精品展，展出天津杨柳青“义成永”画店的92幅年画珍品和上图馆藏的28幅清末民初的上海小校场年画，以追寻中国年画的谱系、艺术趣味与人文价值。此次展览将持续至本月27日。

　　杨柳青年画的

　　前世今生

　　天津的杨柳青年画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木版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民间木版年画之首。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曾写诗曰：“杨柳青青似画中，家家绣女竟衣红。丹青百幅千般景，都在新年壁上逢。”

　　杨柳青年画最突出的技法在于“半印半绘”，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用墨印在纸上，再用彩笔填绘。既有版画的刀法韵味，又有绘画的笔触色调。它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盛行于清代中叶，当时每年要卖出二千万份以上，行销于华北和东北，远至西北的新疆各地，仅杨柳青镇的戴廉增画店一年生产的成品就达百万幅，杨柳青镇附近的“南乡三十六村”，更是“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

　　“义成永”画店便是在南乡这片土地上兴起并传承至今的重要年画作坊。2011年上半年，中国民协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对即将被城镇化浪潮吞没的“南乡三十六村”，进行“临终抢救”的调查与存录。南赵庄的“义成永”画店就是冯骥才进行文化抢救的两个重点对象中的一个。

　　“义成永”画店第八代传人杨鹏告诉早报记者，杨家在清光绪年间开设的“义成永”画铺，曾名噪南乡，雇工二十人，一人一天刷印一千张“画坯子”，北京城门上贴的八尺巨型门神就出自杨家。

　　此次共展出92幅“义成永”画店的年画，包括56幅墨线、36幅彩绘，其画版大都雕刻于清代。其中年代最久远的是一对仕女娃娃图，两幅年画各纵80厘米、横46厘米，左幅年画上一婀娜妇人左手持钓鱼竿，右手捧鲤鱼，一童子以扇子逗引蝴蝶，憨态可掬；右幅年画上的妇人一手持花锄，一手托花篮，一童子手牵系蜻蜓尾翼的长线，做欢腾状。

　　92幅年画分为门神门画、仕女娃娃、吉祥喜庆、戏曲故事、祭祀神像五大类别，其中也有《自动车》、《听话匣》这种表现当时新兴事物的年画。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姜彦文老师说，世人一提起杨柳青年画，似乎只剩下“娃娃抱鱼”的刻板印象，其实杨柳青年画的内涵非常丰富，涵盖了吉祥年画、门神年画、戏曲故事、祭祀神像等各类题材。既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山水花鸟为题材，也有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人情风俗题材，如《庄稼忙》、《庆赏元宵》、《秋江晚渡》、《携壹南村访旧识》、《新年多吉庆、合家乐安然》、《渔妇》等。有时事新闻性质的《女子求学》、《文明娶亲》、《京城老百姓抢当铺》等年画，更是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除年画之外，此次展览还展出了10块历经劫难幸存的老画版，“义成永”相关书籍和民初分家簿等文献。杨鹏现场演示年画印制过程，吸引了不少参观展览的观众。

　　100余块

　　流失50多年的画版

　　印制杨柳青年画最为关键的就是画版。杨家祖上传下来的古版曾堆满了三间屋，但进入20世纪后，经历多次战乱的冲击，尤其是解放后遭遇破四旧等运动，这些画版绝大部分被损毁或抄走了。昔日印巨幅门神的大画版被拿到海河工地做跳板使用。

　　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画版被杨鹏的爷爷杨立仁偷偷地藏在家里，或是埋在地下。2011年3月，“南乡三十六村”面临拆迁，冯骥才组织挖掘工作，发现埋在地底下的那些画版都变成碎末了。杨柳青的画版采用专门的杜梨木制成。杜梨木非常适于雕刻，但就是容易受潮。

　　杨家人开始找寻当年四处藏匿的画版。他们找到的第一块画版是清乾隆年间的八仙人版。当年，杨立仁把它的一面刨平，当柜门用，才幸存下来。杨立仁的二哥杨立德更是将70多块老版藏在新盖厕所的屋顶。还有几套“灶王”和“增福财神”、“小天地”、“天地全神”老版，是被杨立仁藏在灶台后，才躲过劫难，留存到今天……从2011年春节至今，整个杨氏家族共找出100余块清代老版，其中完整的有70多块。

　　老画版仅存无多，传统年画本身也濒危将亡。不单是由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冲击，更因为滋养年画这种民间艺术的农耕社会正在迅速瓦解，乡村文明在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强势侵蚀之下分崩离析了。比如那几套“灶王”虽留存下来了，但杨立仁也只是挥刷使墨过过手瘾，每种印一百张送人，因为随着祭灶风俗的式微，“灶王”也不好卖了。

　　农耕时代年画艺人手中的画艺是代代相传，如今还画年画的年轻人却相当少。目前整个杨家，除了杨鹏还在从事年画印制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另谋生路。而南乡——这个著名的年画之乡，现在还印制年画的，除了杨家，也只有宫庄子村78岁的王学勤仍半印半绘“缸鱼”年俗画。就在几天前，房庄子村有名的精于手绘神像的房荫枫老人去世了。

　　2011年，当“南乡三十六村”即将拆迁的消息传来时，冯骥才刚刚结束中国木版年画的普查工作，本以为可以喘一口气，因为“经过十年的抢救与保护，其生态得以稳定维护”，转眼间却再陷危机，而且远比十年前严重，因为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浪潮的席卷，原来的生活习俗、民俗文化及相关的历史记忆都将失去依附，就像儒学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变成游魂一样，年画也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迅速消逝，它只能在图书馆、博物馆与人们相逢，本身就充满了反讽的意味。

　　在《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中，冯骥才这样描述自己对南乡这个即将被夷为平地的画乡的心情：“那一刻我心里在流泪。”

　　年画是历史的缩影

　　此次展览，也展出了上图馆藏的28幅上海小校场年画。一幅幅画面略显陈旧，色彩却依然光鲜的清末民初年画，内容涉及“合家欢庆”、“新年吉祥”、“童子游戏”、“农家人的祈盼”、“新婚祈子”等八大主题。

　　上海图书馆馆员、《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副主编严洁琼介绍说，小校场年画是人们了解上海民情风俗、西风东渐的一个重要窗口。一幅《蚕花茂盛》描绘了从养蚕到收茧的整个过程，一片繁忙丰收的景象，让观者对那时的蚕农生活有了直观感受。《春蚕胜意》则细致刻画了蚕农心中敬若神明的蚕花娘娘——一妙龄少女骑在马上，身后锦旗飘荡，反映了江南养蚕风俗。而《华英月份牌》画面上方是清代光绪皇帝，下方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中间的年历还标出“礼拜日”，是上海开埠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例证。《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画的是清末上海市民与外商共庆通商、欢度元宵的情景，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舞龙飞腾，则是外国人入乡随俗的例证。

　　木版年画是上海图书馆重要的特色收藏。上图现藏年画约4800幅，大部分是清末民初的作品，包括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四川绵竹、安徽芜湖等产地的年画，其中尤以上海小校场年画为特色。据《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主编、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介绍，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全部存世量仅千幅左右，上图藏有300余幅，是目前国内外小校场年画数量最多的一项收藏。

　　小校场年画的源头可追溯至苏州桃花坞年画。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后，大批逃往上海的苏州年画艺人，在城隍庙西小校场一带(今黄浦区旧校场路)落户扎根，与此地年画商融合互补，形成小校场“年画街”，在晚清期间成为继桃花坞之后江南一带最大的年画生产基地和贸易市场，创造了中国木版年画史上最后一段辉煌历史。光绪末年有人撰竹枝词描写年画销售的场景：“密排争战画图张，鞍马刀枪各逞强。引得游人多注目，买归数纸慰儿郎。”

　　张伟说，除生产传统题材的年画外，小校场的年画店铺还聘请上海地区的文人画家如周慕桥、何吟梅、张志瀛、田子琳、沈心田等，创作反映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场风俗的年画，并及时反映新闻事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海派风格。比如《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海上第一名园》、《新出夷场十景》、《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等表现都市新兴奇观胜景的年画，展现了上海开埠后的社会风貌。而《刘军克复宣泰大获全胜图》、《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等年画，从不同的侧面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还有一类“市井各业”的年画，则再现了修马桶、炒糖炒栗子、卖成衣、卖水、修电灯、接电话线、拉人力车等上海滩新、老行业混杂交融新陈代谢的风貌。

　　这些年画充满生活气息，表征时代变迁，迎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当时广受欢迎。再繁华的景观也有落寞的时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上海小校场年画现在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各产地作品中存世量最少的，大都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了。

　　记者 田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