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 寒食已随云影杳 祭祖无妨踏青游（节气·民俗）

　　清明杏花盛开

　　柳树成荫

　　踏青

　　清明寒食节，江南有吃青团的习俗。

　　二十四节气里，清明是个“跨界”的异数——既是节气，又是节日。

　　“清明时节，麦长三节。”此时气温上升，草木普遍现青，百花盛开，春意盎然。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摆脱寒冷，春播繁忙。

　　古时距清明节气一两天的时候有一个寒食节（冬至后第105日）。宋代之后，寒食节吃冷食、扫墓等习俗移到清明之中（现在韩国还保留在寒食节进行春祭），也可以说寒食节风俗结合清明节气的日期变成了清明节。

　　清明节两大习俗，寒食、祭祖，前者已经很少见到，后者则从未消散。

　　改火：新耕作期开始

　　寒食节由两项内容组成，一个是官方的改火仪式，一个是民间的禁火寒食。冷食折射出先民曾经历过的食物匮乏阶段，改火仪式则标志着新耕作期的开始。

　　原始社会，火种来之不易，先民钻木取火，取火的树种往往因季节变化而不断变换。因此，改火与换取新火是古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关于改火的记载，先秦文献中就有了。《论语·阳货》：“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这里，宰予将农作物生长周期与改火时间相联系。

　　改火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后汉书·周举传》李贤注有言：“龙，星，木位也，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他的解释是远古时期大火星崇拜的一种演化。

　　大火星（即心宿二）之于先民的重要性，是今人难以理解的。简单说，中国农民曾将大火星看做标志农耕开始的星辰，其名称暗示春耕前的放火烧荒。后来，当苍龙七宿代替了大火星崇拜之后，就出现了《说文解字》中对“龙”字“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解释，寒食禁火也就被解释成害怕火盛而伤龙以致失雨的行为。

　　寒食：反映食物匮乏

　　寒食节被认为与火烧介子推有关。虽然这不是寒食节的真正起源，但民间就认它。山西的寒食曾长达一个月。

　　冷食容易死人，所以在汉代以后的历代守土官和帝王，如周举、曹操、石勒等的禁断之下，固定为冷食三天。

　　欧洲的四旬斋、亚马孙河流域的塞伦图族在旱季结束前的3周斋戒，都是与中国寒食相类似的习俗。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冷食习俗无疑是冬春之际食物匮乏的反映。

　　古代寒食节主要吃什么呢？晋陆翙《邺中记》最早谈到寒食中的特殊食物：“寒食之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红煮作粥。”直到唐宋时期，人们仍在食用这种凉大麦粥。

　　宋代吃杨桐饭，后来在江南很风行。《零陵总记》载：“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佛教认为这种饭是目连奉母之食，添加了神圣气息。此外，还有用青艾、嫩蒌蒿、藜藿等作饭食的。

　　唐宋以后，清明节逐渐代替了寒食节，成为全国性节日。

　　祭祖：尽孝不必悲戚

　　清明节的核心是祭祖扫墓，郊野踏青则是副产品。

　　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记北京风俗：“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酹者、哭者、为墓除草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

　　在宁波，旧时清明上坟，要带的食品为青糍、麻糍，富家还会雇吹鼓手吹打。上坟时要清除杂草，铲新土压坟顶，插上挂有纸球的筱竹梢，以示后代子孙已尽孝祭祖，同时亦寓意祖宗保佑全家平安、兴旺发达。

　　祭祀完毕，分麻糍或麻饼给当地农家，以期照顾坟墓。因按人领取，人人争先恐后，俗称“抢麻糍”。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祭拜祖先？俄国学者索科洛夫的解释颇有道理：自然界在春天的复苏使人们认为死去的亲人也会再次复活，并在当地事务上提供帮助。

　　新中国成立后，扫墓寄托哀思，烧纸钱改为送花圈，以缅怀先烈和祖先。

　　不过，清明节并非一定要悲痛地度过。据《嘉定县志》：“清明前后十余日，士女拈香，阗塞塘路，楼船野舫，充满溪河。附近村坊各以船载楮帛，鸣金、张帜，交纳庙内，堆积如山，名曰‘解钱粮’。又有买卖赶趁货物、戏剧及开场赌卜，乡城毕集。”参看一下《清明上河图》，就可以想见那种热闹的场面了。

　　踏青：逍遥游头插柳

　　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在清明扫墓的同时，也伴之以踏青游乐。这也好理解。由于清明上坟都要到郊外去，在哀悼祖先之余，顺便在明媚的春光里骋足青青原野，也算是节哀自重转换心情的一种调剂方式。

　　因此，清明节也被人们称作踏青节。贪玩的孩童，常常不满足于踏青游乐仅仅在清明举行一次，诚如唐代诗人王维诗句：“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深一步说，清明节出游踏青，与古代上巳节男女在郊外自由交往的习俗有关。面对大好春光，人们扫墓之后，“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帝京景物略》）谈谈恋爱也好，随便走走也好，反正这个季节适合户外活动，并不代表对祖先的不尊重。唐高宗有一年下诏：“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从反面表明了这一点。

　　吴自牧《梦梁录》描绘了宋时杭州清明野游的盛景：“宴于郊者，则就名园方圃、奇花异卉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

　　不过，普通农民在大部分情况下，无非是同姓乡民聚集于家族墓地，祭奠之后共享微薄的祭品，随后便散去了；或许有人会醉舞狂歌，以此作为紧张耕作前的娱乐；讲究点儿的大家族会在宗祠里唱几天戏，以展孝思，以娱族众。

　　此外，郊游时采回花草插于门上、头上，在过去的清明节非常普遍，尤以插戴柳枝为多。《岁时杂记》记宋代风俗：“家家折柳插门上，唯江淮间尤盛，无一家不插者。”

　　《清嘉录》：“清明日，满街叫卖杨柳，人家买之插于门上，农人以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显然，插柳行为有祈年意义。从本质上讲，这是对生命力复苏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