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孤》：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乡绅

　　[摘要]当我们已经习惯有问题找警察，有纠纷找法官时，在“皇权止于县政”的时代，乡村的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如何维系?“乡绅”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群体。

　　陶少鸿

　　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陶少鸿，进城已有几十年，然而他的笔下写得更多的却是乡村。虽然当过工人、进过大学、做过机关干部，但他说，“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还是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因为故乡永远是你的精神胎盘”。

　　如果说他七年前写的《大地芬芳》是关于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那么新作《百年不孤》探讨的就是关于人的“精神归宿”。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乡绅命运的长篇小说，跨度百年，在他看来，“乡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曾经是乡村伦理的维护者，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学长廊里，乡绅的身影被遮蔽。陶少鸿想直面历史与人性，塑造一个全面、完整、真实的乡绅形象。

　　乡绅不是官，却是基层治理的主角

　　“土豪劣绅”，这是今天人们“熟悉”的“乡绅”。

　　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乡绅”者，乃“在乡缙绅”之谓。“缙绅”字典里的解释指的是古代有官职或者做过官的人。由此可知，乡绅与“官”有着密切联系。

　　明清时期的乡绅由这样一群人组成：致仕、卸任甚至被罢免的回乡官员，以及现任官员在家乡的亲戚子弟;府州县学的生员、国子监的监生，以及在乡试、会试中及第的举人和进士。

　　“这两类人虽然与现任官员不同，但前者是曾经做过官的人，后者则是将要做官的人(进士大多例外)。”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徐继存说。

　　他们不是官，却是基层治理的主角。他们处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政治角色与社会角色。

　　《百年不孤》塑造的岑励畬、岑国仁父子是典型的乡绅，前者是晚清秀才，写得一手好字，讲究礼性，乐善好施。后者岑国仁曾给县长当秘书，见不惯杀人逃了回来，算得上是回乡的“官”。

　　在《百年不孤》描写的双龙镇有这样的习俗，无论是分家、不动产买卖还是邻里纠纷，都得有中人来做评判与见证，也得由中人来调解。

　　中人往往由德高望重的人担当，才让人信服。而在双龙镇，最权威的中人非岑励畬莫属。李家两个儿子分家，房子一大一小，两个儿子相争不让，就请岑励畬做中人调解了断。

　　陶少鸿笔触细腻，许多细节故事如同真实发生过。“实际上，岑励畬、岑国仁父子是有原型的，是从我外公的家族故事生发而来，某些事件也的确真实发生过。”他说。

　　在“皇权止于县政”的时代，“村子里没有行政机构，没有法官、法庭，就靠乡绅来维护乡村的秩序。”陶少鸿说。

　　撰写《乡土中国》的费孝通对此有专门论述：“在政府的传统体系内，中央权力的触觉停滞在县里。每个县通常是由村民在地方上组织起来的一系列村庄所组成的。地方组织有着共同的财产，管理共同的事务，如宗教仪式和浇灌。这种组织的当事人不是由所有家庭里的代表选举出来的，而是由村庄里受尊敬的长者决定的。受尊敬的长者是那些有土地和身份的人，即那些和官方以及镇上绅士有联系的人。”

　　大多数乡绅顾及一方声望和名誉

　　乡绅里有没有“劣绅”?当然有。

　　但徐继存认为，“尽管乡绅贤愚优劣，固有不齐，但由于乡绅深受儒家文化浸润，他们大都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负有造福家乡的使命，具有完善、维持地方和宗族组织的责任。”

　　《百年不孤》中，为了减少溺女婴的恶习，主人公岑国仁索性成立了育婴会，“凡家庭贫困的人家，生女孩就资助一旦谷养育粮”。遇到灾荒年份，岑家开义仓救济。遇到河流拦路，岑家祖辈带头捐资修建风雨桥。

　　“其实，这些事都真实发生过。”陶少鸿说。“至今，湖南安化有一座永锡桥，是安化有名的旅游景点，就是我外公的祖父联合一些乡绅修建的，桥头至今还立着功德碑，写着他们的名字。”

　　“乡绅们做善事的原动力来自于哪里?”我问他。

　　陶少鸿认为与文化传承和文化环境有关。“做善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好的名望，会引来村民的尊崇。”

　　“面子”是《百年不孤》中隐约提到的另一个原因，主人公乡绅岑国仁开仓放粮，重建义仓，村里人嚼舌头，“他是想要个吾之公那样的好名声吧。”

　　费正清说。“‘面子’是个社会性问题。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他所获得的社会赞许。”

　　因此，乡绅大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份和行为，顾及自己的声望和名誉，讲究“面子”。

　　“如果乡绅在行为上有失检点，严重违反这些道理，那么他在农民中的威望也就丧失了，乡绅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乐意让自己的桑梓地的农民看不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

　　而乡绅的行为，反过来又可成为乡民的表率和法则。正如江西巡抚沈葆桢所写的《居官圭臬》所云“大凡一方有一个乡绅，便为那一方的表范。乡绅家好刻薄，那一方都学得刻薄;乡绅家好势利，那一方都学得势利了。若还有一个乡绅俭朴淳笃、谦虚好礼、尊贤下士、凡事让人，那一方中，哪个不敬重他、仰慕他。”

　　“一个农民从生到死，都得与绅士发生关系”

　　“一个农民从生到死，都得与绅士发生关系。”费孝通说。

　　在满月酒、结婚酒以及丧事酒中，都得有绅士在场，“他们指挥着仪式的进行，如此才不致发生失礼和错乱。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坐在首席，接受主人家的特殊款待”。

　　对于大字不识的农民而言，文字是具有神秘性和权威性的。

　　《百年不孤》中，岑国仁捧着写废的字纸，走到路旁的一座六边形四层的宝塔旁，将字纸倒入其中，划一根洋火点燃。这座塔就是字纸塔，塔身上刻着“敬惜字纸”的字样。“这也并非杜撰，湖南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塔。”陶少鸿说。

　　读到这个细节，在《百年不孤》的新书发布会上，评论家贺绍俊说，“原来，以前的人对文化如此尊崇。”

　　因此，陶少鸿对“乡绅”有一个定位，“乡村伦理的维护者，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然而，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乡绅开始陆续分化和衰微，有的弃乡入城，有的投资办厂，有的转向自由职业……

　　当上个世纪60年代，十几岁的陶少鸿被下放到安化农村时，他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夜晚，若有手艺人经过，请求留宿，“村民们会无条件接待，不要报酬，还特意打两个荷包蛋。”村里会设置凉亭，凉亭里常驻一人，每天烧一大桶水，供来往的人饮用。过河会有义渡，免费将人渡过河。“这些都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由当地人提供一两担谷的报酬给凉亭烧水的村民。”

　　“扶助乡民，这是‘贤者’应尽的责任”

　　当陶少鸿写出《百年不孤》时，《“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恰巧提出了“新乡贤文化”。

　　“乡绅和乡贤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和区别?”

　　“乡绅已然消失，乡贤也不是乡绅，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乡村的优秀人物，都是乡村精神领袖，”陶少鸿说，“不同点在于乡贤没有历史附着在乡绅身上的封建的消极因素，反而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与道德精神，起到营造现代乡村文化与道德伦理的作用。”

　　1999年，韩少功回到曾经插队的汨罗建了一座小院子“梓园”。他掏5000元给村里修水渠。为了乡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向当地市委书记写信“讨”过钱;村子里为修路规划吵吵闹闹，村长请“韩爹”来说了几句话。如今，“韩爹”是八景最有“话份”的人。

　　2016年3月24日《人民日报》登载一篇评论《“新乡贤”新在哪儿》比较了新乡贤与乡绅的区别后提出，“无论怎样‘新’、怎么‘变’，‘乡贤’的责任义务没有变。”

　　“一个人‘贤’与否，关键看他对‘不中’‘不才’之人，是‘养’还是‘弃’;照顾贫弱、扶助乡民，这是‘贤者’应尽的责任。”

　　从写小说的角度来说，写“好”比写“坏”更难。写“坏”写出一个坏处就可以，而写“好”必须“好”得逻辑清楚，没有破绽。

　　《百年不孤》中，岑励畬、岑国仁父子是“极善”，开仓放粮救济难民、设立育婴堂防止溺女婴，“当然，他们也会有摇摆和内心纠结的时刻，重要的是，他们最终选择了善举。”

　　陶少鸿说，“直面历史与人性，塑造一个全面、完整、真实的乡绅形象，为他们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点赞，是我写这部小说的缘起与初衷。”

　　对话

　　故乡永远是你的精神胎盘

　　潇湘晨报：您说小说契机是自己写作的原动力与内驱力，只有它出现了，才会写小说，才能写小说，《百年不孤》这部小说的契机和触发点是什么?

　　陶少鸿：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岑励畬、岑国仁父子的原型就是我外公。岑国仁的儿子岑佩琪与我舅舅的经历一模一样，甚至后来在小说中揭发自己二叔的事也是真实的。我写这部小说，就想写出几代人作为一个乡绅，创业奋斗、乐善好施的故事，是乡村文化领袖的最后见证，是一部集家族、创业、精神传承于一体的百年史。

　　潇湘晨报：因为主人公的原型是自己的家人，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美化?

　　陶少鸿：我自己觉得没有，我写他们的时候，不会有意拔高，如果拔高，塑造这个人物就失败了。原型就是提供我一个契机，给了我一个感悟。

　　潇湘晨报：您曾说《大地芬芳》这部小说是您最看重的小说。那么，现在《百年不孤》出版了，它在您心中是怎样的位置?

　　陶少鸿：《大地芬芳》是写我父辈的故事，也有一些原型。《百年不孤》写的是母系长辈的故事。前者讲述农民如何获得土地，关于人的生存;后一部小说是关于人的精神归宿。这两部可以互补，看出百年来南方大地的变化。我觉得无论现在时代怎么变，那种好的、善良的传统文化都会传承下来的，只有这个东西，使我们精神更加丰富。

　　潇湘晨报：您在乡村待了八年，但乡村并不是你居住最长的地方，为什么作品更多写的是乡村?

　　陶少鸿：精神联系还是乡村更牢固一些，毕竟是少年时候在乡下待了八年，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对我影响也是最大的。乡村生活于我来说，最大的获益是有了最真切的生命体验，感受到了人与大自然最紧密的联系。站在泥香四溢的土地上，你可以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看到四季轮回变幻的色彩，你会感到你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你就是它的一份子;置身乡村生活中，你必须亲手种植庄稼养活自己，并因此而体悟生活之艰难，生命之坚韧。总之一切体验都会让你感到人生既忧伤又美好。这其中就会有审美意识自然天成，它不知不觉地渗入到你的心灵中，进而影响到你后来的生活与写作。乡村生活是艰苦的，却又是诗意的，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乡土题材吸引我的原因吧。我写过各种题材的小说，但很大一部分是写乡村生活的，其缘由不光是熟悉那里的世俗人情，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有种割不断的精神联系吧。故乡永远是你的精神胎盘，无论你走到何处，都有条看不见割不断的脐带与之相连。（文/赵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