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与经典

　　历史故事与经典对举对证，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文章形态。《韩非子·喻老》《韩诗外传》《淮南子·道应训》分别代表了历史故事与经典对举的三种形态：《韩非子·喻老》代表的是“为我所用”型，其中的故事叙述甚至所引经典都被有意改造和引导，用以暗证和呈现自家学说；《韩诗外传》代表的是“以故事解释经典”型，所引用的历史故事是为了阐释经典。以上两种形态，前人多有论述，而至于第三种形态则鲜有论及：即《淮南子·道应训》所代表“模糊弥合”型，历史故事与经典语录均以相对独立状态存在，在模糊弥合和对举中实现对故事、经典的双重改造，产生以本统末、兼收并蓄的文章效果。

　　关于《韩非子·喻老》的性质曾有争论，梁启超等人认为本篇是以历史故事解老的作品。但是考察作品能够看出，本篇实是借历史故事和《老子》语录为法家思想张本。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第一，在议论中对《老子》本义进行偏引，有意将经典引向自我理论阐发。如：“邦以存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可也。不欲自害，则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为足矣。”作者认为欲望会导致邦亡身死，因而他劝解知足止欲，以使国存身生，从而达霸王富贵之目的，这与《老子》本义偏差很大，是偏引经典。第二，概念嫁接。作者以具有法家内涵的概念与《老子》概念进行嫁接，从而展现法家理念。如“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一段，其中“重”“轻”等几个关键概念，都被赋予典型的法家特征。第三种：偷换概念、暗度陈仓。在看似不经意间暗改《老子》原文，从而引向自家理论。如“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便是对《老子》“轻则失根，躁则失君”（26章）的暗改。另外，还有“偷加概念、暗赋新意”“对故事主旨、《老子》理论进行偏引”等方式。这些都是本篇实为借历史故事与经典为自家理论张本的证据，其所代表的是“为我所用”型。

　　至于《韩诗外传》，也曾有“用诗说”与“解诗说”之争。但考察之下，“解诗说”更近情理。本书有近半段落是以“议论+《诗》曰”形式呈现，这类段落议论都是为解诗而为。而仍有近半段落以“历史故事+《诗》曰”形式呈现，这类章节同样也贯穿了作者的解诗理念，意图通过故事叙述阐发儒家经义。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故事和《诗经》之间的这种关联，有时是比较直接的，故事主旨直接对应诗句的本义。有时则不十分直接，需要进行一定引申，使故事隐藏的理念和诗句的理念进行对接。如“鲁监门之女婴相从绩……《诗》曰：大夫跋涉，我心则忧”一段，故事与诗句的关联显然已不是停留在“我心则忧”这一字面与婴的忧虑上。更为深层的关联在于：两者都是女性，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以国是为重的典范。所以，《韩诗外传》所代表的是“以故事解释经典”型。

　　至于《淮南子·道应训》，杨树达曾说：“此篇体裁全效《韩非·喻老篇》。”其行文形式确实相近，但是本质却不同。《淮南子·道应训》的主要行文形式是“故事叙述+故《老子》曰”。其中故事叙述主要袭自前代文献的段落占61%。除此之外，“故事+议论+故《老子》曰”形式的17章占30%，但其中10章其“议论”部分实为袭自前代。所以，本篇袭用前代文献的特征十分突出，作者较少新加议论，而是以故事和经典语录进行直接对接。通过与其他文献对比还可以看出，其故事叙述以照搬为主，很少进行目的性修改。其完整而详尽，说明其对议论的依附性已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叙事在整个段落中已十分抢眼，某种程度上彰显出主导地位。

　　由于《淮南子·道应训》故事叙述的独立，故事与经典在对证的吻合程度上自然地出现了参差：有的吻合较好；而有的吻合程度较差。如“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府库分人”段。这则故事以及议论均袭自《吕氏春秋·分职》，故事之后的议论是：“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矣。不能为人，又不能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若枭之爱其子也。”批评的是白公的愚昧、愚蠢行径，并没有明显的道家思想，也较好地扣合了文首主旨，但所引经典却是《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两者其实主要是字面关联：白公胜“不能以府库分人”府库饱满和“持而盈之”的关联，以及“（叶公）十有九日而擒白公”的白公失败与“不可长保也”的关联。但是，深入一步至内涵，两者却存在明显龃龉：白公失败、叶公胜利的关键在于是否把战利品（府库）用以“予众”“赋民”，故事承载更多的是重民思想，而府库的盈满与否并不是胜败的关键。但必须承认，这种龃龉并不十分影响对两者互证的认同。

　　这种模糊弥合看似松散，实则拙中藏巧，能产生更为广泛的文学效果：

　　首先，使相对独立的故事承载多样的主旨内涵和思想。娓娓道来的完整故事本身就是极好的案例和教材，其中蕴含的多种思想和哲理会相对独立地传递出来。在与《老子》语录对应中，故事的某种内涵与主旨会凸显，但故事的其他内涵也不会被完全掩盖。

　　其次，使《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理论落地、具体化，同时潜移默化地对《老子》理论的认识与理解产生影响。模糊弥合中的《老子》理论，显然与原始之义不同，其广泛容纳了各种家派思想。

　　作者使故事和《老子》语录都处于一种相对开放和独立的状态，在看似简单的对应中实现对故事的理论提示，同时也实现对《老子》理论潜移默化的改造与扩容。故事与经典对应取的是二者的合集而非交集。其目的不在于像《韩诗外传》一样以故事印证《老子》，也不在于像《韩非子·喻老》一样以《老子》对证故事，而是借助故事与经典对应所产生的权威性，在模糊弥合中实现对各家、各种思想的融合。这正是《淮南子·道应训》的创作目的所在，也是《淮南子》作为杂家的真正内涵。

　　与《韩非子·喻老》代表的“为我所用”型、《韩诗外传》代表的“以故事解释经典”型相比，《淮南子·道应训》呈现的是“模糊弥合”。三种类型各有特征，但相比之下第三种类型确实显得更加巧妙、更具涵容力。

　　（管宗昌，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