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也要写到不能拿笔那一天

　　原标题：文洁若：也要写到不能拿笔那一天

　　这一年里，拜访了三次文洁若先生。

　　第一次，是因为89岁的她为丈夫萧乾编的文集《文章皆岁月》出版，又逢北京阅读季，主办方请她讲讲和萧乾读书的事儿。借了这个由头，就冒冒失失登门采访了。临走，她翻出一堆照片，“都拿去，看看有没有你们能用的”——好像一点也不戒备陌生人会顺手牵羊。

　　第二次，是报道出来后，去她家归还那些珍贵的老照片，顺便把报纸带过去。她看了报道，挺高兴。又拜托道：“有个事你方便时给澄清一下，现在都说萧乾是二战时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不是的，还有好几个，这不能弄错。”

　　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拜望之余，也把晚报摄影记者为她专门拍的照片洗出来带去。她是个很喜欢照片的人，用好多盒子来装它们，好像从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才能看得见也藏得住时间。

　　最初采访时，难免怀了一份对于“名家”的敬畏和忐忑心情，几次接近之后，才愈来愈发现她其实更像个邻家老奶奶，喜欢说话，挺爱和人打交道。打电话给她，随时都可以过去拜访，她并不怎么盘问你的姓名、身份和缘由，来者不拒似的，永远爽快地答应：“来来，我在家呢，你知道我家怎么走吧？”

　　三十三载

　　“后乐斋”中攀书山

　　文洁若的家，在木樨地的一套老房子里，离地铁很近。自从1983年搬到这里，她和萧乾先生在这儿共同生活了16年，萧乾先生去世后，她自己在这儿住了17年，加起来有33年。每次去她家，这里都挤满了人，有采访的、组稿的、叙旧的、查资料的、联系赠书的，络绎不绝。

　　这个家相当来之不易，是当年落实政策后分的。在此之前，他们的“家”曾是一个被堵住两头的门洞，在那里住了十年；再往前，他们原来的三间房曾被收走，两人过了一段“没家”的生活。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她和萧乾为这个新家起名“后乐斋”，化用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她还专门把这句话写成一幅字裱了起来，端端正正竖在桌子上。有人为她拍照时，她一定要站在这幅字旁边。她的字很有些特色，不像别的名人墨宝那样龙飞凤舞，总是一笔一画，带着一些小孩子式的稚拙。萧乾曾对她说，就喜欢她那小孩子一样的字。

　　“后乐斋”是打通的两间，一共四室二厅，听起来挺大，但内部相当逼仄。书籍、剪报、手稿、来不及扔的快递盒子，在几个屋子里堆成一座座小山。一个废弃的冰箱甚至也被用来当作书柜，因为装了太多的书而合不拢。不过最显眼的，依然是这里的老主人——橱柜高处，立着一幅萧乾1939年在剑桥时的大照片。照片中人正青春无匹，歪着脑袋，穿着时髦的夹克，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笑嘻嘻地注视着自己晚年的生活和相濡以沫的妻子，灿烂的笑容中带了一丝可爱和淘气。

　　现在，89岁的文洁若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两个孩子都在国外，她也没请保姆，吃饭都是自己弄。时间在“后乐斋”里好像是静的：萧乾在时，他们一起读书、写作、翻译大部头的《尤利西斯》；萧乾不在了，她仍然毫不懈怠，写文章、译书编书，成为“中国翻译日本文学最多的人”。33年，一如既往。

　　八十九岁

　　老太太仍像女学生

　　见到文洁若的人，一定会惊讶于她的“年轻”。89岁的老人，耳不聋眼不花，脑子也极清明，说起什么都知道。她走路不要人扶，虽然因为骨质疏松有些驼背，但拄着拐杖，小碎步迈得利索。她喜欢拍照，照相时，一定要换一件正式衣服，还要找到浓密蓬松的假发，对着镜子戴好。今年初夏第一次见她时，她甚至戴着一条珍珠项链，胸前别着清华校徽，穿了一件挺时髦的连衣裙，脚上则是一双中长的靴子，精神头儿足得像是刚从校门里走出来的女学生。

　　文洁若不用手机，也极少看电视。她订了很多报纸，每天都会去信箱拿上来。座椅旁则安放着一台座机，一伸手就够得到。报纸和电话，就是她和世界联系的渠道。她每天都认真看报纸，重要的内容都做了标记。这些资料满满填充了书桌的空间，她会不厌其烦地翻出来给你，“看看，有什么能用的”。她至今仍保持着剪报的习惯，“八卦”一些内容也有——比如，她把一张外国七胞胎的毕业照剪下来贴在本子里，看得咯咯笑：“没什么，就是觉得有意思。”

　　她喜欢和来人一起看照片，从柜子里抱出来，一盒一盒，一张一张，指点着那些合影的文化名人，也会对每张上面分属各个年龄段的自己做出点评，“这张好看”或是“这张不好看”。

　　笔耕不辍

　　“我的乐趣就是工作”

　　认识萧乾时，文洁若26岁，萧乾43岁。认识的缘由，则是那时作为编辑的文洁若想请萧乾加工一篇苏联小说的中译文。辗转四十年后，这对文字伉俪又合作成就了一件中国翻译界的盛事，那就是《尤利西斯》。文洁若说，和萧乾一起翻译《尤利西斯》的日子，是她最快乐的时光，两个人那时劲儿很足，一天能翻译十几个小时，还有分工——“我管‘信’，他管‘达雅’”。

　　直到现在，文洁若依然劲儿很足。眼看快到年底，对她也并没什么影响。像往常一样，她准备一个人过年，不打算到哪儿去，也不打算叫国外的孩子们回来。“一个人才好呢，可以安安静静工作。我的乐趣就是工作。我不会老年痴呆的，因为我一直在工作。”

　　很难想象，将近九十的她，每天还在孜孜不倦地伏案读书、看报、写作、翻译，有时直到深夜。现在，她一边在和弟弟文学朴（也是一位翻译家）合译松本清张的小说，一边还谋划着将来再译译芥川龙之介。前不久，她还刚刚参加了第九届作协代表大会。

　　她的一切目标，就是继续工作下去。她说，萧乾在后乐斋里做到了“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她也要这样。她是很有信心的。至于物质生活，她没有太考虑，简朴得甚至能忽略不计。她坦承自己在工作之外，也没别的兴趣爱好。别人送来盆花让她养着怡情，她又都一一送出去了：“放我这儿肯定就死了。”

　　补白

　　时刻不忘

　　为阅读代言

　　当我请文洁若为晚报读者写两句话，她竟琢磨了好半天，“写什么呢？”又问满屋子的人：“你们想想，有什么建议？”我说，要不，您就鼓励鼓励大家读书吧。

　　“这好。”于是她很快脱口而出一句：“每日读书乐无穷。”

　　写字时，她不直接写，要先在本子上练一遍。年纪大了，拿着笔就有些颤巍巍的，每一笔好像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写得很慢却很认真。写完了，印章怎么都找不到，大伙都劝说找不到就算了，她执意不肯，说“有印章才正式”。踅摸半天，印章终于找到了，讲究地装在黄缎面盒子里，很大的一方。她说自己原来有很多印章，都被人借去没还，就只剩这一个了。

　　四月北京阅读季期间，她在现场一本一本地为《文章皆岁月》签名，排队的人那么多，对每个人她都会问清怎么称呼，认认真真写上两句赠语，再端端正正落上款、钤上印。

　　她也爱给人赠书，一到她家，第一件事必是送两本书给你。清华图书馆特藏部的袁老师说，文老经常给学校图书馆捐书。

　　每日读书，且乐无穷，这正是她的日常生活。从清华大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她一辈子读、编、译了那么多书，即便这么大年纪，也依然没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她常常以阅读代言人、推广人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

　　今年十月阅读季阅读盛典上，她在演讲中呼吁年轻人在这个快节奏、人人低头看手机的时代，依然能读一些“关注国家命运、时代风云变幻、人类前途的书”。她的发言就像是一个书单，推荐了宗璞书写知识分子命运的《野葫芦引》，还推荐了她最近在读的周有光的《百岁新稿》、《朝闻道集》和《拾贝集》。周有光不仅是她精神上的榜样，也是身体上的——采访时她说，“我一定能活到100岁，周有光不都活到111了嘛！”她打算到100岁时写本自传。

　　她家窗外是一所小学。冬日下午时分，一群小学生涌出来在操场上跳操，背景音乐是青春偶像TFBOYS的歌，欢快活泼地传进窗里，童真洋溢，与窗里宁静的书斋形成了对照，但又似乎十分和谐于文洁若那年轻人一般的劲头。她靠在椅背上，翻着桌面上的书报，似听非听，好像习惯了每一个这样孤独而丰盈的时刻。 本报记者 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