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品评】
中国传统文人都很关注天下事。比如,晚明东林党人要救“王学之末流”,因为王阳明的学术到了晚明以后就不行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痛定思痛,要来重新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要发现中国文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清兵南侵的时候,黄宗羲在山上带兵打仗,打败了,就将老师留下的书“尽读之”。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认为国家虽然已经灭亡了,但圣人还是会出现,国家还是会重新兴盛起来。顾炎武当年写《日知录》就是为以后的圣人立法。顾炎武有一个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民族的兴亡,匹夫也是有责任的。那个时期,存在一部分持有这样想法的文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便是其中之一。
王夫之的“知”与“行”尤为坚定与执着。他与黄宗羲和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但他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黄、顾二人。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有“东方的黑格尔”之称。王夫之生于乱世,有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情结”。他盼望自己能报效祖国于疆场,虽九死亦不悔。他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敢于为了信仰而自我牺牲;他还是一个刚性的人,敢于为了国家利益而刚正不阿、疾恶如仇。这样的人,做文,必做惊世之文;做人,誓做“至刚”之人。当然,他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弱点,即遇到人生抉择,他会十分纠结,小心谨慎,反复思考、斟酌,生怕有所闪失。他也因此失去一些机会。
聂茂创作的《天地行人:王夫之传》抓住了王夫之的精神脉络,展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着力塑造“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毅个性;三是发掘人性的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四是彰显“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
读完这本传记,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作者把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从中获取个性化的感悟,并以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
例如,书中写王夫之与夏汝弼被困湘乡山中,阴雨绵绵,前途渺茫之际,王夫之问夏汝弼是否“后悔”了。夏汝弼慷然作答:从不后悔。又说:“其实‘报国’不难,亦非日日张口‘报国’,更非得侍奉君王或奔赴疆场杀敌立功才算‘报国’。吾从不认为,世上有一既成之路,曰‘报国路’!吾辈在路上,在途中,时刻为君想为国想为民想,此番所为,即为‘报国’!虽此路十分艰辛凶险,亦正是吾辈依凭内心驱使努力前行之动力所在!”王夫之听后十分感动,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简言之,这种写作是在参考史学界、文学界等同行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避免了人云亦云或从文本到文本的复制。文本的细节和故事的动力都源自王夫之一生的艰难跋涉,作者恰到好处地将天下、国家、民族之巨型语言,与个人、家庭、亲情之小写话语“糅合”起来,使文本的精神空间大大扩充和延伸,使读者在学到知识、了解历史、提高认识和得到激励的同时,获得一种“别样风味”的阅读快感,这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责任编辑:杨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