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该怎么写——读《九十思问》

　　《九十思问》 张世英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弘

　　人到老年，总会回顾自己一生的成败得失，经历的曲折坎坷。如年逾八十的齐邦媛以四年时间写成《巨流河》（北京三联书店），优美润泽的文字之内，饱含着青春爱情的记忆，父辈长者的温情，故国山河的忧思，以及中国近代的苦难。令人读过之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写起，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任教，作者以“大历史”观检讨中国近代革命，统摄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黄仁宇传递出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

　　再如“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北京三联书店），作者的追求更高，鉴于“《黄河青山》似乎没有文学抱负，《巨流河》似乎没有史学抱负”，王鼎钧先生把作品分成三级：初级是职业认可，中级是社会认可，高级是历史认可，而他追求的是，“我在20世纪写成的文章，要想列入21世纪的书单，必须升高到历史认可。”作者的自我认知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出版这四卷回忆录，以前的写作可视为跳高、跳远前的暖身，以后的写作是海浪扑向沙滩的回波。” 正因为此，王鼎钧先生从1992年开始，耗时17年才陆续出齐他的回忆录四部曲，而写作的时间还要更长。严谨认真的史事核实，活灵活现的细节描写，使得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魅力完美结合。历史学者王奇生如是评述：“回忆录多种多样，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常常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又常常重文而不重实。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大体兼得其长而避其短。”

　　王鼎钧先生的目标，或许因为每个人知识背景的差异，以及写作能力的区别而难以达到。那么，对真实的追求就显得尤其重要。能否真实地呈现自己彼时彼地所亲历的事实，以及自己当时真实的想法，是检阅回忆录价值的关键。例如，作家老鬼在《我的母亲杨沫》（同心出版社）中，不为父母避讳，写出了许多“家丑”，以及母亲杨沫晚年篡改日记的史实。老鬼说，“我的写作原则是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牺牲真实。人物传记尤其不能掺假，不能拔高，不能隐恶扬善……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正因如此，这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作者也达到了自己追求的写作目标。此外，邵燕祥先生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家出版社），真实的写出了自己在1958年前的经历。

　　汤一介先生的回忆录《我们三代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全书以三个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祖父、父亲，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作者细致地回顾了父亲的人品、操守、个性，以及他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学问成就。对于自己，汤一介更以力持客观、自我解剖的态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学术生涯，将一生悲欢得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沉浮、始终孜孜以求的学术历程等完整地呈现出来。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叹！其中，汤先生对于自己参加“梁效”写作组的过程如实披露，并且沉痛反思。这样的回忆录，既给人以历史事件的呈现，又有思想的启迪。

　　同样给人思想启迪的还有何兆武先生的回忆录《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何先生说，“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认为，“我以为想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都应该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体验。我过去留意过西南联大的历史，也读过相当一部分当时的历史文献，我以为何先生的回忆是真实的，特别是它所体现出的精神是真实的。”

　　同样真实的，还有张世英先生的回忆录《九十思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张世英先生对贺麟、冯文潜、吴宓、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闻一多等师长的回忆，复活了西南联大的精神面貌。呈现了几代学者之间学术香火的延续。回忆录怎么写？真实应为重中之重。它意味着，写作者是否有勇气坦率面对过去年月的自己，做出理性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