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创节庆活动退烧 “文创”遭遇了什么？

　　民俗表演是各地节庆活动都有的项目，图为2016台北礼品展上的民俗表演。

　　本周，2016宜兰国际童玩节落幕，这个被誉为台湾最成功的文化创意活动今年入园人数为历年最低；同时，嘉义市的“KANO一夏”嘉年华系列活动开幕，也冷清到“垃圾桶里都没垃圾”。文创产业是台湾的骄傲，台湾上世纪90年代就力推文创概念，2002年将文创列为“发展重点计划”，2010年颁布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但努力了20年，不少文创节庆活动的光环却已失色，文创，遭遇了什么？

　　食洋难“化”

　　当文创成为朝阳产业，台湾各县市都依托特产、环境、宗教、民俗等元素打造了大型节庆活动，柿饼节、假面节、烟火节、鲔鱼季、石雕季等达100多个，台湾每年出版的观光年历主要介绍每月的节庆活动。记者曾经探访苗栗国际假面节，这个活动的设计依据为苗栗有木雕、制陶等传统产业，生活在苗栗的客家人在祭祀时还保留配戴面具的传统，假面艺术节可彰显苗栗的传统产业与客家文化，促进产业发展，吸引旅游人潮。但记者在园区却难以找到苗栗元素，从展品到纪念品到表演都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假面具，连小吃都是“洋货”，“国际”分量很足，但文创呢？不能说办个大集就是文创吧？

　　宜兰的国际童玩节也很“洋”，既然有“国际”二字，每年都请来各国的表演团体，展览、演出、互动游戏要热闹一个夏天。1996年首届童玩节大获成功，之后成为宜兰县最重要的活动，带动宜兰民宿业迅速发展，掀起了宜兰旅游业的高潮，2002年童玩节曾吸引90多万人入园。可叹近几年童玩节人气直落，今年举办50多天只有37万人次入场。有人分析是因为内容重复，童玩节不再有吸引力。但也有人指出有些儿童游戏能受到一代又一代人喜爱，为什么巨资打造的童玩节却如此“早衰”？究其原因，泊来的洋文化会满足猎奇的心理，但难以保持长久魅力。专家指出，节庆的文创必须吸纳当地的文化元素，深入民间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标准、生活水平相联接，才能达到“产业”的规模。

　　政治添乱

　　已经有人提出请宜兰考虑停办童玩节，但开办或停办一项节庆活动不只是衡量活动本身的质量，还要评估政治影响。童玩节是民进党籍县长游锡堃任上创办，一直是民进党籍参选人的政绩。某次乡镇长选举，民进党籍参选人称国民党籍参选人“会停办童玩节”，对手很委屈：“镇长有那么大权力？”等到国民党籍县长吕国华上任，童玩节又成了县政府“图利”的话题。吕国华考虑童玩节风光不再，曾在任上停办，结果变成政治事件，当时的领导人陈水扁都出言指责，社会舆论也认为吕国华器量不大，容不下“老县长”创办的童玩节，吕国华喊冤：童玩节已经赔钱，向上申请活动补助款又不顺畅，到底是谁容不下谁？

　　政治力影响节庆活动非此一例，这些活动都是由县市主办，从一开始就有政治正确的考虑。受到冷遇的“KANO一夏”活动，主题来自电影《KANO》，电影名是日文“嘉农”的发音，内容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嘉义农林学校（简称嘉农）棒球队，在日籍教练训练下打进日本决赛的故事。这部电影曾经热映，但也有争议，被批评其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但台当局却支持嘉义打造“KANO棒球园区”，已投入超过5000万元新台币，声称要发展成为“台日交流重点”，至于文化意义和产业效益，大概要让位于政治了。

　　复制成风

　　宜兰童玩节由盛至衰，还有一个原因是初获成功后，其他县市陆续复制童玩节，添加更新的科技与流行元素，渐渐分散了宜兰童玩节的人流。抄袭和复制成为台湾文创产业的致命伤。

　　因为出发点是政绩和入园人数，因此，不少大型文创活动没有对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独特呈现，只追求一时风光和短期效益，也没有稳定的运营团队和长期规划，把成功的模式复制过来，牵强附会上当地元素，隆重开场，艰难支撑，只剩场面，失去内容，没有文化的创意和产业的养成，让文创沦为表演，产业成为作秀。

　　节庆活动是台湾各县市最大型的文创作品，上百个节庆活动中，分传统、宗教、客家、少数民族、特色主题几大类，同质性很高，文化挖掘不够，难以成为地方独一无二的文化产业。由节庆到文创园区到文创产品，往往是“跟风才会赢”，什么能聚拢人潮先跟了再说，文创园区成了吃喝玩乐的休闲地，山上的民宿刮起欧洲古堡风，进口植物成为花田造景主角，文化元素只剩简单复制的符号，比如印花布图案、少数民族图腾、卡通历史人物等，没有了创意和设计。甚至垦丁音乐节、台北灯会这样的知名活动也传出抄袭的质疑。如果只重表面，忽略了“文创”口号背后政策、人才、管理的支撑，就如台湾媒体所称：“小点子”太多，“大点子”太少，这是麻烦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