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宫：从北京到台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魏益帆

　　列数全球知名的国家级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在中国，却有两个“国立故宫博物院”。

　　两个名称一模一样的博物馆，同时存在于北京和台北两个地方。双方如果向对方提出商标权诉讼，也非新奇之事。然而两个故宫尊重彼此，不争正统。双方默默地使用相同的名号，展示着雷同的中华文物，肩负着同样代表“中华”的观光景点名号，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对此颇有研究的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野岛刚曾说道：“两个故宫，与其说是外形相似的双胞胎，还不如说是一张分裂的地图。”

　　那正是：“两个故宫”因“两岸”的诞生而诞生。

　　文化与政治深层共生

　　从古至今，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演进与文明积淀，与政治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道理不难明白，古代中国封建帝王的权力不像现代民主国家来自人民授权，而是所谓的“君权神授”、“受命于天”，因此要保持政权的正当性和统治的权威性，往往就需要一种权力和文化延续的象征。

　　因而荟萃中华五千年文明之精华的故宫不只是珍奇、瑰丽的宝库，更呈现出中国社会政治权利和文化深层结构的样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橱窗前，驻足欣赏，那些光彩夺目、精妙绝伦的文物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那段国宝南迁和两岸离合的峥嵘岁月。

　　国难当头，国宝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攻城掠地，北平城故宫内的文物处境岌岌可危。紫禁城里通宵达旦，秘密打包。自1933年起，一万九千多箱价值连城的文物分批被搬至上海和南京，中间曾有一次赴英国展览。

　　1937年“七七事变”和“淞沪会战”爆发后，江浙一带危在旦夕。就这样，国宝跟着多舛的国运，在日军的炮火下一路兵分三路，颠沛流离，最终西迁四川。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迁的国宝于1947年全部迁至南京。在这14年里，这批文物共跋涉了一万公里，穿越大半个中国。上百万件文物中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但文物休养生息之日尚未来临，国共内战在抗战结束之后不久爆发。1948年，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中胜利共军之后，国民党分三次共运送了近三千箱文物至台湾。而原本这批南迁的文物是打算要回到它们的故乡，也就是北京紫禁城。到了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立。从此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一海之隔，分庭抗礼的局面形成。

　　迁台文物虽然只有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不过确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精品中的精品”，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翠玉白菜、肉形石和《快雪时晴帖》等。台北故宫的名字叫“中山博物院”，馆舍的设计也展现了中国元素，以此标示“正统地位”；但它仅仅只是一座仓库，并不重视展览。因为按照计划，这些文物早晚要回大陆，台湾只是它们暂时存放的地方。谁知，世事瞬息万变，国民党“反攻大陆”没有成功，共产党“解放台湾”也没有实现。这一“暂存”就是一甲子。

　　破冰重逢 互访交流

　　两岸故宫分离一甲子，终于在2009年破冰聚首，实现了“两院院长互访”，并在同年联手举办了“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开启了两岸文化艺术界之间的“大三通”。

　　历史性的一刻在2011年来临，两岸携手努力，实现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在台北的山水合璧展出，轰动世界。恐怕连其作者都不会想到，他的传世之作在历经361年的分割之后还能再度重逢。

　　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的“90岁生日”。通过举办展览和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两岸联手为故宫“庆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郎世宁有关的展览。选择郎世宁别具历史意义，因为2015年正是郎世宁来华300周年。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曾被康熙皇帝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长达50多年，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两岸故宫对郎的画作都各有所藏，这又会是文化界一场饕餮盛宴。

　　本是同根生，故宫在分离了60多年之后，现能合作携手联展，离合之情的无奈与唏嘘荡漾于其中。两个故宫各有所长，没有彼此，都不能算完整。只有两个故宫合璧，才算一个完整的故宫。

　　优势互补 共创繁荣

　　在历史的搬弄下，形成了两个故宫，各据一方。一般认为：北京故宫建筑绝世，文物数量占优，1949之年后的考古挖掘和“文物回流”也在不断充实着馆藏；台北故宫数量虽不及北京，但质量取胜。在收藏品方面，台北在宋、元以前的宫廷珍品比北京多；北京则在明清文物上比较丰富。两个故宫便如同两块分离的玉璧，若是能再度“合璧”，不仅让两岸人民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宫，更让世界人民领略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而现今意义上的博物馆，除了传统的文物收集、典藏、研究、展示功能，更被时代赋予了教育、信息、文创、实证等新元素。一个营运成功的博物馆更可视之为所在地的文化名片和软实力的体现。

　　总的来说，台北故宫在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文创产业发展中的很多经验，都值得北京故宫博物院学习。比如，建立一套成熟而完整的文创产品开发机制，通过品牌授权与知名厂商联合生产优质文创商品，以现代经营管理运作文化创意产品，在文化消费中弘扬传统文化等。

　　前些年，台北故宫推出的“朕知道了”胶带纸风靡一时，就是其中一例。这些与生活非常贴近的文创产品，让故宫从神坛走向了民间，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拉近了与历史的距离。

　　而我记得今年年初游览台北故宫时，导览大使特别提到了《寒食帖》（苏东坡）、《嘉禾八景之春波烟雨》（吴镇）等书画珍品来自台北故宫在市场上购得或海外侨胞捐赠。这不禁让我感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大陆资金有限，同时又遭受国际制裁和外交孤立，幸有台湾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中华文化瑰宝不至于流落人间。如今，大陆对外开放，经济崛起，文物保育工作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目前购藏民间流失文物主要是北京来承担；台北方面则发挥自身优势，在管理、研究、文创等方面上着墨。

　　“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两岸故宫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路中历经风雨和岁月的摧残，实在是有太多的悲欢离合。放眼古往今来，政治终究只是“历史进程中一位匆匆的过客”，文化与文明生生不息。正如法国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政权来来去去，而文明的边界会持续下去”。在新的年代，迈入新的纪元，我们期待两岸故宫人能携手创造故宫的新传奇，共同推动中华文明走向繁荣昌盛，再度绽放光彩。

　　备注：本文为清华大学学生海峡两岸交流协会和台湾大学台陆学生交流会联合举办的“鉴往知来，存异求同”纪念抗战胜利征文活动优秀稿件之一，由中国台湾网刊发，转载请联系中国台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