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国英：“碑帖·超越”张维忠

　　美的“自由”与自由的“美”

　　——张维忠书法创作简论

　　■吕国英

　　谈书法创作，论书艺出新，不能不谈张维忠。其独有的创作理念与书象审美，成为书界引人关注的突兀存在。

　　张维忠学书早，出“道”亦早，多年前就已声名远播。其属于天才型书家，书艺才能似与生俱来一样，与汉字“如旧相识”，逅书法“一见钟情”，且独有感受、独慧灵悟，以至于“沉迷”其中，醉享“人字一体”“生命如书”的书象审美境界。

　　张维忠初书“痴”碑刻，几近于北碑如今纸上“再造”；后“迷”法帖，又几乎令晋唐法书跨时空“再现”。如此这般的碑帖书学演绎之后，于楷、行草书象世界中，“开启”一脉书路；融诸体众长于毫墨，探求“化”而成“蝶”，在完美审美与自由精神的“交响”中，书写艺术精神、建构书象之美。

　　形式——开启书象

　　艺术尚美，须立“看”点。

　　张维忠书法作为作品存在，典型特征是书之有象，而又象呈独貌，成为驻足“看点”、吸睛“美点”。简单说，就是美的可读、美的耐看。

　　依艺术哲学与审美论，“可读”与“耐看”，就是具有视觉美、感性美，而视觉与感性之美，属于形式美范畴，既表达为审美对象外观的多样一体，又体现为审美对象形质的和谐统一。如此，张维忠书象之美，在其美学意义上，构成了特别而独有的“有意味的形式”。

　　那么，张维忠书象之形式如何构成？又从何而来？

　　品味张维忠书象作品，置远观中与传统之“旧貌”似并无异处，于近察间却尽现审美“新象”之端倪，此“端倪”就是对汉字传统“结体”与“重构”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就是对传统汉字之字象形式的“开启”，即从汉字之中将审美之（字）象，通过笔墨、宣纸开启出来，表达汉字之象的审美情态，呈现书象之美的作品样式。

　　汉字书写，从历史纵深走来，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形式。悠悠几千载，古人书写重实用，不讲究形式，或基本上是千篇一律。随着社会文化的多次重大变革、书写文化土壤的渐行渐远，尤其是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实用书写几近消逝，而“专业化”书写“大兴其道”，书者开始重“艺术”、讲“形式”，而时至当下，这种重“艺术”、讲“形式”甚至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展览书写”的“创造”性呈现，可谓这种极致的典型存在。

　　书写“展览”样式是怎样的形式？又有怎样的突出表现？我曾在一篇文论中谈到，从“创作”过程看，“砸甩拖拽”者有之，“注射喷涂”者有之，“摸爬滚打”者有之，“哭闹喊叫”者有之，“特技神功”者有之，“非手非纸”者有之。从呈现环节看，超大尺幅应有尽有，多纸搭配五颜六色，一文多体“相互解读”，红黑并施争相“招摇”，多章钤印“星”罗棋布，仿古做旧挖空心思，精于设计穷工极巧。如此种种，就是以形式统摄内容，是为形式而形式，是典型的书写形式主义。要言之，是以形式加载于汉字书写，用外在设计取代书象建构。显然，此“形式”与张维忠于汉字之中开启书象形式，不仅大相径庭，而且南辕北辙。

　　由张维忠书象形式建构，观当下“展览”乱象，明确艺术形式从何而来，显得尤其重要。回答好这一问题，雕塑家从大理石中开启雕像，具有典型而特别的启示意义。作为艺术作品的雕像，不仅就在质料（大理石）之内，而且与质料统一于一体、不可割裂。概言之，艺术建构于质料、呈现于形式，不管是雕塑或其他艺术形式或门类，包括书画、文学、影像、音乐等均为如此，概莫能外。只是，书法创作的质料是汉字，书象之形式不仅不在汉字之外，恰恰相反，就在汉字之内。张维忠于开启汉字、创造书象中，建构书象艺术之美，是灵悟“道法自然”之妙，更是审美境界使然。

　　海德格尔言：作品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这个作品存在的世界，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始终隶属于它。正由之，艺术创作就是开启质料、呈现作品存在，并将受众带入其中的审美世界。张维忠“走进”汉字之中，开启汉字之象，建构书象作品世界，不仅是书法创作的哲学思考与美学回应，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当下书写形式之乱象的反拨，体现弘扬传统文化、书写正大书象的书者责任与担当。

　　节律——交响生命

　　读张维忠书象作品，于（汉字）结体重构之中，常有点画位移之妙、线条“残缺”之美；于笔墨变化间，常显笔走隐显之魅、墨行断连之韵；于时空演进中，常呈字象摇曳之变、篇章多维之境；于意趣和鸣中，常立异态随形之味、天地造化之机。此妙、美、魅、韵，又变、境、味、机，往往是意想不到、神来之笔，又往往是恰到好处、悄然而至，还往往是自然而然、随然而美。

　　观张维忠书法创作，从“净空”入境到文本酝酿，从命笔落墨到开启字象，从疾涩驰骋到时空穿插移，从牵线而行到如趣化机，似乎完全进入作品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字象存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字（象）一体，相行而至，笔墨共舞，点画琴瑟；又自由自在，如醉如痴；随心所欲，天我为一。

　　艺术是创作的产物，创作是艺术的建构。从读作品与到观创作，进而探寻张维忠书象法创作之“源”，从表象上说，是汉字书写的时空演进，书象审美的多维建构；从根本上言，则是予汉字生命之再造，呈书象节律之存在。

　　检视书写史，历代的实用性思维或重在实用的理念，令书写多在或重在速度、力度两个方向上，思“疾涩”、求“张弛”，并发挥极致，不少书写大家均是善“力”与善“速”的高手，许多经典作品亦均呈独有的力度与速度之美，譬如《兰亭序》《祭侄稿》《放翁猩毫（自书诗卷）》，又譬如《冠军帖》《古诗四首》《自叙帖》，尤其成为不可比拟与难以再造的“力”“速”审美的书写巨制。

　　而今人书写进入“专业化”，在所谓艺术化的“高歌”中，为“艺术”而“艺术”，热衷于在“力”与“速”中求异、出新，有的或一味于速度，有的或一味于力度，将两者相割裂、任恣肆，令书写徒生怪异之象。这些怪异之象，从书写呈现看，有的随意结体、东歪西斜，有的随便成行、上窜下跳，有的胡乱成章、左钩右扯；从笔墨表达说，有的拘谨无变化、粗细均匀贯篇章，有的使转玩花活、任凭野俗出张狂，有的只重按压与肥厚，岂管浓淡与干湿；从审美感受观，有的油滑漂浮、俗不可耐，有的呆滞纤弱、迟速无常，有的“遍野柴棍”、了无生机，有的散漫琐碎、杂乱无序，有的张狂不羁、繁缛缠绕。一言一敝之，就是书无生命、象无节律。而书象之生命节律，不仅与速度、力度密切相关，还与书写的向度、化度无间相承。此“四度”相携、相合，书写方可进入艺术。张维忠书象的节律之美，呈现“四度”合奏之趣，更显“四度”交响之韵。

　　显然，书象艺术是以汉字为质料、点画（线条）为元素，由笔墨所表达、宣纸为载体，于时空之中行进与展开的艺术形式。从书象创作过程观，既有速度之分，也有力度之别，还有向度不同，更有化度之殊。一般而言，速度与力度分别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动态演进，两者方向分别与纸面平行与垂直；而向度与化度均在时空维度上动态演进，前者呈现不同方向与角度，后者表达向外延伸、拓展与化变。此“四度”中，速度与力度均处“中坚”地位，为关键性要素，是“基础”；而向度如“脉搏”，是“生命”，化度如“心智”，是“灵魂”。因为书象创作在时空维度中同时展开与演进，速度在力度中把握，力度在速度中体现，且向度与化度中皆有速度、力度体现，而向度“引领”方向，化度决定“存在”，此“存在”是书象作为作品诸要素的具体形态与状貌。

　　由张维忠书象作品，反观“四度”关系，这些要素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并相互制约、相行相力，既体现为具象性、物理性，更表达为抽象性、精神性，构成书象生命节律之建构的根本所系。

　　中国书写文化中有“书如其人”“人书合一”“人书俱老”等命题，揭示出书象艺术与生命节律之同频共振、相携而行。如此，从根本意义上，张维忠书象藉“四度”之“手”， 于时空中灵化（书写）文本，呈现作品之象，既是生命节律的外化，也是书象形式的节律之美。

　　融合——超越之美

　　质言之，书象作为作品存在，其本质是点画组合与建构。点画为线，线是点画。如此，书写创作元素中也就唯有“线条”一元。作为独有的中国文化之艺术形式，如何通过唯“线”之要素，建构丰富、厚重，有意境、入审美的艺术作品，对书者不仅是挑战，往往也是“喝止”。事实上，在此“鸿沟”面前，许多书者均难以逾越，不少“无知无畏”或“无所畏惧”者，“执着”为之，但终因始终“单点画”“一条线”，书之“作品”单薄、赢弱，既重复无趣，又寡淡乏味，“冒犯”审美之大忌。

　　观张维忠书法作品，缘何既可读、又耐看，既有意味、又能品味，既致人精神愉悦、又予人美的享受，根本在于作品之线条既丰富、多样，又繁茂、厚重，为点画赋予生命，让线条有了灵魂，常有“上帝之手”“妙笔生花”“笔笔有变化”“线线生韵味”之赞誉。表象上看，就是其作品点画变化中，既有楷法、行法，又有行草之变（法），既显碑痕，又呈帖迹。从内在观，其作品线条演进中，既在时间维度行进，又在空间维度穿插，且时空跨越、多维演变。要言之，就是其作品呈现生存世界，洋溢生命之美。

　　同样是笔墨、宣纸，又同样是汉字、文本，为什么张维忠书象作品之点画就更丰富，线条也更审美？原因当然具有多个层面，但其以“融”求变、多“融”聚变的“融美”理念，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张维忠书法创作之“融美”，是以艺术审美中的“正大气象”为灵魂，取正体之“方”与“静”、行体之“动”与“舒”、草体之“圆”与“逸”的极致优长与文化个性，参悟“道法自然”中天地万象之“和谐”，尤其在时代审美语境下，将诸要素建构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独有面貌的个性书象。

　　论中国书写演进，常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清人尚碑，今人尚融”之说。其中“今人尚融”之“尚融”，是崇尚融合之简言，意为当下书写中，追求融合诸体之美已成风尚。事实上，历代书写演进发展中，书象融合始终是书写文化的重要变量。晋唐以降，哪一书写大家不是博取众家之长、参悟万象奇态，而获益于诸美之融。史有“张颠”偶观公孙大娘舞剑，欣得“颠草妙法”之说，又有“素狂”仰观夏云奇峰变幻，妙悟“狂书要诀”之谈，还有“书圣”王羲之启蒙于其叔父、点化于卫夫人、正书效钟繇、草体法张芝后，终得“兼善诸体、博采众长、终成一家”之论，均说明“融美”为理、“融美”是道。

　　说“今人尚融”，意在当下书写尤其崇尚在“融”的方向与方位中求新、求变。尤其在实用书写逝于历史帷幕，而纯粹书写正值“摇旗呐喊”之时，种种“融”之探索方兴未艾，尤其在“极端”方向上，譬如“刚”与“柔”、“方”与“圆”、“静”与“逸”等层面，多有探研与实践。应该说，这些探索极富挑战意味，也非常具有创新意义。问题是，一些“融美”之探仅在表象层面，而未入文化、审美之境。具体而言，或是随意“组合”，或是生硬“拉扯”，造成应“有”却失、应“拒”反存，进而“融美”不美，“众长”反“短”，甚至尽显怪形异态，制造书写垃圾。当然，这并非“融美”本身之错，相反，“融美”始终是大势所趋，当探索不止。

　　张维忠书象“融美”，不仅重“立象”，也重“立念”，是“集美”之美，更是“美”的超越。其曾就“融美”实践特别撰论，进行总结与思考，提出“融时代文化”“辩证借鉴”“逸趣寓‘法’”等立论，应该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解读与“回答”。

　　显然，书写“融美”决非经典“五体”之长的简单“排列”与“组合”，而是在时代精神中，于文化艺术、甚至是跨文化艺术语境下，书法创作的外拓展、再创造。如此，探研、解读张维忠书法“融美”探索、书象之美，或更有价值意义。

　　要说明的是，艺术从古典到现代、后现代，演绎了从“完美”到“自由”的迭代跨越，建构了艺术演进发展的内在逻辑。书写从楷书到行书、草书（非时序意义），同样完成了这样的跨越，体现了这样的逻辑。或许，“完美”永远是作品存在的审美世界，“自由”始终是书家精神的自在家园。“完美”在“自由”中建构，“自由”于“完美”中升华。如此，“完美”“自由”是艺术形式存在，也是审美灵象建构。也如此，“完美”“自由”不可或缺，又相得益彰。这或许就是艺术的真谛。张维忠书象之美已经或正在进入这样的境界，表达这样的真谛。

　　作者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评论家，文化学者，解放军报社原文化部主任、“长征副刊”主编、高级编辑。创立“‘气墨灵象’艺术论”，建构“书象”说，提出“艺术创作十个命题”，论述“‘艺术，灵魂之美在哲学’的九个要义”，撰写《中国牛文化千字文》，著述出版专著多部、重要艺术新论多篇，逾数百万字。多篇（部）作品获国家、军队重要奖项。

　　主要著述：《“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奋斗致远 牛文化》《新闻“内幕”》《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其中《“气墨灵象”艺术论》主要立论由当海内外多家媒体连载或选载，《大艺立三极》由中英两种文字出版，《陶艺狂人》《神雕》多次重印或再版。

　　主要立论：“气墨”是“墨”的未来；“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本质规律；美是“气墨灵象”；艺术创作贵在“意想不到”；好作品终究需要好语言；艺术立象拒绝现实物象；艺术演进：从“完美”到“自由+”；艺术，视觉美、思想美不可偏颇；创作，用性灵开启质料；超越，向艺方生、向术即亡；“灵象”是“书象”的远方。

　　主要艺术新论：《书之入“象”方致审美远方》《“书象”之美在“通象”》《自成高格入妙境》《“贾氏山水”密码》《六论“张继书象”》《艺术，心狂方成大家》《天才，晚成方可大成》《“色彩狂人”的非常之“道”》《“花”到极致方成“魁”》《心至“艺境”尽通达》《湛然寂静漾心歌》《三千年的等待》《重构东方艺术“重彩”之象》《丝路文化的“水墨乐章”》《基弗，用性灵建构“艺术—哲学”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