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医学笔记”有新发现 时隔四十年研究员致歉

　　藤野先生所批注的鲁迅“仙台医专讲义”有新发现

　　“失而复得”说遭质疑 时隔四十年研究员致歉

　　鲁迅先生在其散文名篇《藤野先生》中曾经提到，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所记的“医学笔记”，曾被授课老师藤野先生收去批阅。在文末，鲁迅先生写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

　　常去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博物馆内，这批 “讲义”却奇迹般地出现，被当作珍贵文物展览。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9年9月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第10页《藤野先生》课文注释显示：“那本《解剖学笔记》后在1951年从鲁迅家藏三箱书中找到，现藏于鲁迅纪念馆(源自1980年原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叶淑穗发表的短文补白)。”

　　7月22日，鲁迅研究学者谷兴云教授发表了《鲁迅“医学笔记”是“失而复得”吗——对仙台讲义问题的考辨》。认为鲁迅记忆有误，医学讲义并不存在“失而复得”。

　　9月4日，叶淑穗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现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此文虽短小，但影响极大，使这不符合事实的论证，被一些出版的书籍和研究者所引用，在此我诚恳地向读者致歉。”

　　新论

　　鲁迅记忆有误

　　医学讲义并不存在“失而复得”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人教版《语文》教科书《藤野先生》关于仙台医学讲义的注释，源自叶淑穗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署名叶子、名为《鲁迅<解剖学笔记>与藤野先生》的短文，1980年发表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其中写道，“1951年绍兴人民政府和当地人民在鲁迅的家乡发现了鲁迅家藏的三箱书，从中找到了鲁迅的《解剖学笔记》，一共6厚册，计有解剖学、感觉生理学、组织学、病变学、血管学、有机化学。共1049页，全都是用日文写的。蓝色和黑色的钢笔字迹工整、秀丽……上面确有藤野先生多用红钢笔修改的字迹。”

　　另一鲁迅研究学者杨燕丽在发表于1997年第1期的《鲁迅研究月刊》的《关于鲁迅的“医学笔记”》中，对“仙台医学讲义”被发现的情形介绍得更为详细，“全国解放后，绍兴因筹建鲁迅纪念馆而征集文物，发现在鲁迅好友张梓生家中存有三箱鲁迅藏书，其中就有鲁迅的‘医学笔记’。绍兴的同志及时把‘医学笔记’送交许广平(鲁迅的第二任妻子)。1956年，许广平把它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一直保存至今。”

　　7月22日，鲁迅研究学者谷兴云教授发表了《鲁迅“医学笔记”是“失而复得”吗——对仙台讲义问题的考辨》一文。他在文中对业内广为流传的在鲁迅家乡绍兴的友人张梓生家发现三箱书里有“医学笔记”这一版本的说法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论证，最终认为：鲁迅记忆有误，医学讲义并不存在“失而复得”，也无法证实遗落在张梓生家里。

　　疑点

　　医学笔记送交许广平？

　　《绍兴鲁迅纪念馆大事记》并无记载

　　谷兴云介绍，关于在张梓生家发现的三箱书，当年在鲁迅家里做佣工、三箱书发现者之一的王鹤照说：“还有当年寄存在五云门外张梓生家里的三箱书，也是在解放后我陪(绍兴)纪念馆同志去找回来的，这三箱书已在张梓生先生家里放了30多年，从书箱里发现了不少非常珍贵的墨迹，其中有鲁迅先生17岁时的手抄本《二树山人写梅歌》，有经鲁迅亲自批注过的三本《花镜》，有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手抄本：《几何学》《开方》《八线》《开方提要》。还有介孚公(鲁迅祖父)手笔《漫游记略》、伯宜公(鲁迅父亲)手笔《禹贡》等等。”但文章中并没有提到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时的课堂笔记。而《绍兴鲁迅纪念馆大事记》载明，在三箱书中发现的，是南京求学时期的手抄件数种，并非不是仙台医学讲义。

　　为此，谷兴云认为，“杨燕丽在文中说，绍兴的同志及时把‘医学笔记’送交许广平，此事《绍兴鲁迅纪念馆大事记》无记载，不能证实。按情理，如上缴鲁迅珍贵文物，应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如国家文物局或国家博物馆等，不会送交个人，何况是不作记录亦无交接手续(文字凭据)的送交？”

　　回应

　　原鲁博研究员致歉

　　“1951年找到笔记”并未求证

　　对于谷兴云的相关质疑，9月4日晚，90岁的原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叶淑穗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通过查询鲁迅博物馆文物账，发现这六册《仙台医专讲义》是鲁迅博物馆建馆前的1956年6月，许广平先生向鲁博捐赠第一批文物时捐赠的。

　　“当时接收鲁迅文物的是许羡苏先生，他是鲁迅的学生，亦是许广平的同学和好友。许羡苏还是鲁博最早从事鲁迅文物保管的前辈，我是她的助手。我是1956年7月从部队转业到鲁博工作的。所以许广平先生捐赠此件文物时，我并不在场。”叶淑穗说道。

　　后来叶淑穗在整理文物和将文物分类编账时，曾问过许羡苏此文物的来历。“许羡苏告诉我，‘许广平先生说是绍兴派人送来的’，这一点我记忆犹新。但当时就没有再细问，甚至坚信无疑，因为那时已知在绍兴发现了三箱书，主观认为这六册讲义是从那里发现的。此后我有许多机会见到许广平先生，和她也常交谈工作上的问题，她都耐心地给予解答。然而我唯独没有提出过这三箱书的来源及六册讲义问题。”叶淑穗告诉北青报记者。

　　叶淑穗说，正是因为她片面相信了许羡苏的说法，没有向许广平当面求证，既未查阅过三箱书的书目，也未与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同志核实，就很草率地在1980年发表了上述短文补白，“我现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此文虽短小，但影响极大，使这不符合事实的论证，被一些出版的书籍和研究者所引用，在此我诚恳地向读者致歉。”

　　更令叶淑穗始料不及的是，这一短文给社会和学界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和误会，“包括教育界，讲到鲁迅的《藤野先生》这篇课文的时候，也引用过我的短文补白内容。还有《鲁迅传》《鲁迅大辞典》等书籍都引用了我那时的说法。现在许广平、王鹤照、张梓生等当事人都去世好多年了，北京鲁博收藏的文物《仙台讲义》究竟源头在哪里？已经无人能够说清楚了，有待历史解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鲁博所展出的鲁迅仙台医专讲义，是真品而非赝品。”

　　相关

　　讲义包书纸被发现

　　称“仙台医专讲义”最精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谷兴云在《鲁迅“医学笔记”是“失而复得”吗》一文中介绍，业界对鲁迅“仙台讲义”有多种叫法，如，解剖学笔记、医学笔记、课堂笔记、大学笔记等等。在他看来，这几种叫法虽各有道理，却均有明显不足，应考虑以“仙台讲义”为其名称，作为专名专称。

　　叶淑穗老人则向北青报记者透露，3月份鲁博文物资料保管部负责人从鲁迅的遗物中，新发现了鲁迅当年用以包这批讲义的包书纸。在这包书纸的上面有鲁迅亲笔写的“仙台医专讲义录”七个字。在她看来，“仙台医专讲义”的提法，不但妥帖且精准，因为这是鲁迅自己对这部“讲义”的完整的定名。

　　文/本报记者 张恩杰 统筹/刘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