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着走着，长城成就最美过往

　　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在古代除御敌之用，在当时、近现代社会还有防疫的功能。日前记者采访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的长城专家尚珩时，他几次强调了长城的防疫功能。

　　尚珩还有另一个身份——长城小站站长。长城小站成立于1999年，一直致力于长城保护和知识普及，尚珩去年接了站长之职。国家文物局很重视小站的工作，2016年发布的《中国长城保护报告》“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章节中点名写到长城小站，长城小站的公众号里更是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荣誉奖项。

　　尚珩出身考古专业，受家学影响，从小就对文史深感兴趣。浸淫于长城文化的十几年，从专业出发的他对长城有了更加冷静和深入的感悟和思考。

　　疫情

　　对沿线经济的损害要远大于踩踏

　　我们都熟知长城的御敌功能，而历史上其在防疫方面也曾起到不小作用。

　　一道长城，首先可以起到阻隔之用。尚珩举例，陕北地区曾经狼患泛滥成灾，威胁内地，而长城像是面对草原的一道屏障，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草原狼的进犯。

　　另外，民国时曾经暴发鼠疫。民国政府为了防止鼠疫蔓延，采取控制人员流动的方式，在长城便设置有关卡，对南来北往的人进行检测。山西在这方面所做最为突出，充分利用了其域内的长城优势。

　　长城在防止自然灾害方面作用也不小，比如对大风、洪水，都能起到一定程度的阻隔作用。

　　此次新冠疫情期间，长城景区也暂作封闭，游人减少，人为踩踏有所减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长城？尚珩说，虽然长城免遭了踩踏，但疫情对长城沿线经济的损害要远大于此。比如怀柔区的农家院基本靠长城旅游生存，疫情期间，村庄封闭管理，游客、实习的学生无法前往旅游、实习，客流量的稀少对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长城这个地方属于捧着金饭碗要钱。”尚珩慨叹，今后如何理解保护和利用，使两者结合得更好，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

　　行走

　　最悬的一次，是冬天走祖山

　　尚珩1984年生人，父亲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虽然做行政工作较多，但对他影响颇深。尚珩笑说，很多人在高考时会有迷茫，不知道要学什么专业，我特别明确，就是要学考古。

　　尚珩期望用实物去和古人对话，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在读明代戍边名将戚继光撰写的书中，他想到了金山岭长城，“那是戚继光的一个实验场，在戚继光写的书里所看到的内容，在金山岭几乎都可以看到实物，而这些东西到其他地方是很难看见的。比如戚继光要求守卫垛口的士兵要把名字写在垛口边的墙壁上，现在我们在金山岭就可以看到当时写名字的地方。”

　　考古专业当年属于冷门，报名人少，录取分数低，“不但好考，还好就业”。尚珩本科班42人，有22位到考古工地实习，毕业后便去各地的考古所工作。考研，也好考，冷门，分数低，人数少，毕业后顺利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就职。

　　从1991年第一次上长城八达岭之后，尚珩顺势走了司马台、居庸关、黄花城、黄草梁等处长城。1999年，走古北口，那一次给尚珩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行走穿越线。“从古北口走到金山岭，再走到司马台，那一次走了三天。”第一次走野长城，而且是连续穿越，长城的绵延悠长由此增加了他的感性认识，对他之后的路影响至深。

　　2001年去过黄草梁后，尚珩发现了长城小站。

　　“从黄草梁回来，写了一篇游记，就想要不要在网上发一下，一搜就搜到了长城小站，一看挺喜欢就点进去了，里边有一个长城论坛，在那里发了这次旅行的游记。现在那个论坛还在，保持1999年的初创风格，特别low。”之后，尚珩就和小站的朋友走到了一起，常常参加他们的线下活动。

　　2003年后，尚珩开始系统走长城，背起大包，装上帐篷、睡袋，“负重大概一般在五六十斤，而且因为走的人少，路都不是很好走，所以都比较辛苦”。尚珩回想，当时交通不便，也没有攻略可参考，所以尚珩和朋友们出去一般需要包车，利用五一、十一长假。“坐车到一个点，然后背着包走。一般扎营两个晚上，第三天中午下山，去村里补给一下。”这样一点一点走下来，到2006年，从河北东部到北京平谷这一带的长城，尚珩和朋友们已经基本走过一遍。

　　2004年走祖山，是尚珩和小站朋友走得最悬的一次，也是他第一次冬天走长城长线。那是一个林场，现在是一个景区。

　　尚珩印象中，祖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植被特别好。“当时我一直认为那个地方是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日本人在长城沿线修的千里无人区的一小块残留。”

　　尚珩和两个朋友利用春节长假，年三十晚上到达秦皇岛，初一一早上山。“特别冷，而且白天时间短，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每天走不了多少就得扎营。”按照以往经验，第二天午后都能找到补给处，但在祖山找不到。到第三天，水都没有了。“虽然冬天耗水少，但没水也不行啊！”尚珩们想办法，找阴坡处的积雪，“这是冬天的好处”。他们把积雪表层的脏雪拨掉，捧里边稍干净一点的拿来化掉喝下去。但实际上尚珩他们都知道这样不好，因为雪的泥含量比较高。

　　又忍一晚，第二天一早他们判断方向，沿山谷向河北也就是长城内侧走，“因为那里肯定有人”。在接近山顶处发现一处泉眼，沿着泉眼向山下又走5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一户人家，“那个人自己包了一片山，在那儿种核桃”。略歇歇脚，再走。3个多小时后，出山见公路，已是下午了。

　　变化

　　照片、网文成了盗贼指路牌

　　近几年，尚珩明显感觉到了长城沿路的变化。“祖山修了路，走势好极了，简直成了阳光大道，基本上就是我们当年走的那条。”

　　现在去长城是方便，以前是神秘感。“现在每天走多少，大概能看见什么，心里基本清楚，以前完全不知道，也没有攻略和资料可以查。即便资料上有，也是文字，带不来感性认识。”当时尚珩和小站朋友会向碰到的放羊人询问当地情况，现在不用，攻略比老乡们讲得还清楚。

　　以前的长城上因少有人迹，几乎见不到垃圾和刻字。“现在我们看见石头上有刻字都会骂刻字的人，但我们当时看见会觉得终于看到了人啊！看见垃圾也一样，哪怕是一个烟头，都会有特别高兴的感觉。”尚珩在走河北东部长城时，在一个烽火台中看到“长城四怪”的刻字，背包走得正累，猛然看到这么个刻字，亲切感油然而生。“当然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尚珩说。

　　另外一个明显变化，是文物丢得多了，尚珩认为一部分原因是爱好者处置不当惹的祸。

　　长城上有不少明代遗留文物，像带字的砖、石碑，河北东部、北京深山区都有。“但很多地方10年前去看到的，再去没有了。比如祖山，2004年去时，基本每座敌楼都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着修建时间、修建人、碑的尺寸，现在很多都失踪了。”

　　“还有古北口，有人为了偷一块好砖，把周围的砖凿掉，这样就在墙上弄出好多坑。而这些人有了好砖还不满足，他把那些品相不太好的砖也凿毁。”尚珩说，类似于这种事挺多，河北东部比较严重。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以前的人消息闭塞，而今大家去玩都拍照片，也喜欢发到网上。尚珩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在某处看到了一块北朝时期的石刻，发现没人管，周围布满垃圾，于是拍了照片，回来发到公众号上，一年后，他再去看这块石刻，发现已经没有了。

　　尚珩认为公众号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给盗贼的一个指路牌。“人家都不用踩点，通过你的照片就能知道东西好不好，还有具体地址。”这样的事不限于长城，在蔚县，尚珩曾看到寺庙里的壁画被偷，都在未被开发而爱好者常去的地方。

　　后来尚珩感慨，我们出去看到好东西，不要那么明确它的状况，这些未被认证身份的文物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很容易被偷，智慧一点就是保护它们。

　　尚珩和小站朋友也做过使文物得以安身的事。在密云五座楼下的农家院中，他们发现一块长城碑，农家院已倒闭，石碑被扔置院中。通过和当地文物部门的沟通，尚珩和朋友们把碑送进了博物馆。

　　尚珩认为，在长城旅游时可以顺手做很多事，不只是捡垃圾，也可以做文保。比如一个文物没有纳入文物管理体系，或者没有得到文物身份认证，就可以向当地文物主管部门申请，把它增加为文物点。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尚珩为有不少这样的爱好者感到欣慰。

　　研究

　　我们看到的长城并不是明代时的样子

　　2007年启动全国长城资源调查时，尚珩正在山西大学读研究生，他也参加了山西长城的调查工作。当时他跟着队伍调查长城主线以内的烽火台、城堡，大概跑了十几个县、几百座烽火台。这一趟的亲身经历，让尚珩似乎摸到了长城保护的切要所在。

　　尚珩感到，那次长城资源调查时，调查队员虽然都是当地文物部门或考古所的工作人员，但实际上大部分队员对长城的了解程度并不高。从根本上说长城资源调查本身不是一个学术行为，而是摸家底的管理行为。调查时，只要出现遗漏，它的身份就无法纳入长城保护范围，也就得不到《中国长城保护条例》的保护，若在日后出现问题，文物部门就会很被动。“当年我们调查时就漏掉了一个墩子（烽火台）。2009年当地修高速，这个墩子碍事，施工人员看长城库里没有它，就给拆掉了。”

　　这使尚珩越发感到保护长城是一件难事，体量大、跨度大、分布广、绝大部分区域经济不发达。“它不像故宫只是一个院子，并且当地老百姓对长城保护没有太多概念，他们就觉得那是个土垄子，有什么值得保护的。”尚珩还提到，现在爬长城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保护措施跟不上，就意味着会出现人为破坏。“箭扣长城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在尚珩心中，长城研究也是一件麻烦事。他的观点明确：要保护长城，一定要先懂它。“不懂怎么保护呢？举个例子，长城墙上有洞，那是古代安装窗户框时的卡槽，木头框年代久远没有了，修的人不知道是干吗用的，就把洞用砖给堵上了。”由于基础研究的薄弱，在制订应用研究或应用保护领域保护方案，特别是细化方案时，便容易抹掉本该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

　　长城修缮成功案例多，失败案例也不少。尚珩又举一例，“有时城墙上从顶到下会有一道缝，那不是墙裂了，那或者是当年修长城时两家施工队的分界线，或者是建筑上预留的伸缩缝，有的修复就把这道缝填上了，历史信息又被抹掉了。”

　　尚珩做过统计，做长城研究的人，基本属于兼职，而年轻一辈的长城研究者多来源于2007年的长城普查。那一次普查的另一目标即为培养长城人才。“严格地说，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但兼职来做毕竟时间有限，另外人数也太少。大概算一算，全国做长城研究的三四十岁者在5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考古圈，历史圈也有但不多，大家基本都认识。”

　　尚珩总结，从传播效果看，基础研究的不足不仅影响长城的修缮保护，知识普及也受到影响。这个问题目前提及不多，但作为圈中人，会感触较深。2018年，尚珩去做八达岭一个烽火台的保护工作。那处烽火台从现状看是一个土堆，在制订方案时也是按照土长城烽火台去做的，但是尚珩将烽火台挖出来之后，发现是砖式结构。“这说明我们看到的长城并不是明代时的样子，因为它的损毁太严重。有时我们连长城两侧的边界位置都不清楚，因为它塌了。而通过考古发掘，就可以知道古代时它的边界在哪儿，采取了什么工艺，修过几次，是什么结构，这些了解得越明白，越能做好保护工作，做考古发掘就是为今后的保护提供依据。”

　　教育

　　长城保护员是基层文物部门的眼和手

　　长城沿线的教育也是长城小站格外关注的领域，他们认为保护长城的一线人员是沿线村庄的村民。当地孩子更是未来的希望，小站联合长城沿线的学校，举行长城知识大赛、长城作文比赛，普及长城文化。这些活动从2004年启动，十几年过去，很多长城下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吧！至今，长城文化普及已经不局限于长城沿线，北京周边，小站的志愿者们也组织过多次长城知识进课堂活动，仅去年就举行了几十场。文保和教育，是小站长此为之的事。

　　小站的公众号还提供基础长城服务，比如可以看到长城地图：目前已知的明长城走向，烽火台位置、名称及位置图，还有历史年表检索、长城法律文库，这些主要是针对基层文物部门而做，全部免费。尚珩自己身在基层，了解基层文物部门人少、活多、地位低的现状。“干活都挺不容易的，我们就想把跟长城有关的汇总在一起，这样基层文物部门在需要时，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它们。”尚珩认为只是给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这些惠人之事，小站的很多志愿者都在做。

　　长城保护员，小站的长城知识普及也没有忘记他们。保护员的综合素质要提升，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做培训。2018年始小站与各地文物部门合作，为长城保护员提供培训。“培训内容很多，包括长城基本知识、法律法规、户外风险和安全等等，延庆今年该做第三期了。”

　　尚珩说，从反馈来看，长城保护员很希望得到这些知识。而长城保护员对于基层文物部门来说，也是他们的眼睛和手。“基层人员少，本身的专业知识素养也不是很高，实际管理起来是比较费劲的。利用好长城保护员就是给自己长了眼睛和手，把他们培训好了，可以给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转变

　　被纳入古遗址之后

　　近几年对长城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有几个明显例子，需要跨长城的基建项目，比如修高速，最初是简单粗暴，把长城拦腰斩断。后来改为修高架桥跨过，但影响景观。再之后挖掘隧道钻过去，保护了自然风貌。尚珩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措施。

　　对于长城的管理和审批也在趋严。以前长城被列为古建筑，现在则归入古遗址。尚珩解释：“要注意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理念完全不一样。不能把一个古遗址恢复成原来的建筑形制，比如圆明园，它是一个古遗址，但它也是建筑，如果按照古建筑去保护，那就要恢复到康熙和乾隆时的样子了。”

　　长城以前的保护理念是古建筑，所以我们看到了恢复成明朝形制的慕田峪、八达岭。“所有垮塌的都修好，垛口原来有多高就修多高，原来用什么砖就用什么砖，恢复成某一个时间点的形制，这是对古建筑的做法。如果是古遗址，就不把它原封不动地恢复起来，将塌未塌的支撑住，不再把塌的部分补回去。”

　　还有一个区别，古建筑在保护规划之前很少做考古发掘工作，长城被纳入遗址之后，对其进行保护之前，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上列在第一位的总是“应组织专业机构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必要的考古发掘”。

　　“这说明我们对长城的认识由古建筑层面转变到了古遗址，那么我们会按照遗址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对长城进行保护，最明显的就是抢险加固，最小干预，这也更符合国际上对古遗址保护的主流。这次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做的几个项目都是按照古遗址策略来做，能不动就不动。比如修箭扣长城就把上面的一些树都保留了，在以前是绝对不会留下来的。”

　　尚珩说，实际上按照古遗址的理念策划，会给施工和管理增加很多麻烦，因为需要评估，树是否碍事，是否会威胁长城安全，但是保留的效果更好，公众可以看到更自然的长城风貌。

　　为了在长城的保护上少出现或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尚珩和小站的志愿者以及许许多多人还将继续努力下去。（记者 王勉 供图/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