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博用先进技术读懂文物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里，一件明代青花鱼藻纹大缸倒扣在工作台上，一位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手持一把“枪”式检测器，对准缸口处“大明嘉靖年制”的款识，按下检测键。

　　眨眼的工夫，这台体量与地铁手持安检仪相仿的设备，已经开始“格物”——小显示屏上，快速交替闪现红、绿两色谱线图，一组组数据涌出来。

　　90秒后，设备给出了最终答案——一张元素成分谱线图，还有一组元素含量比例的数据。首博研究人员杜侃解读：“钴元素的含量与明代青花瓷特征符合。”

　　“同样是蓝色，有时候是铜离子显色，肉眼很难分辨。通过设备辨别，未来补色的时候，材料就会更加‘原汁原味’，力争老料原工艺。”首博瓷器修复专家吕淑玲戴着白手套，站在一旁讲解，“如果单纯修补这件开裂的大缸，需要三个月。但随着科技手段的介入，针对这件文物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第四个年头。”

　　很多研究，是依托杜侃所在的部门完成的。今年，该部门从原本的技术部更名为“保护科技与传统技艺研究部”。

　　在这座博物馆，“跨界”文博领域的科技花了10余年时间，得以“冠名”。“最初的科技设备都是大件儿，一间实验室就能摆下一两台设备。”杜侃带着记者到实验室一探究竟。

　　“这是激光共焦拉曼光谱仪，可以对有机及部分无机物质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测定分子结构，比如对绘画的颜料、陶瓷的釉料等进行分析”；“X射线衍射仪，可以测定文物和腐蚀物种的晶体化学结构，比如青铜锈蚀产物、出土纺织品上的结晶盐等都可以通过这台设备进行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文物可以被放大10万倍以上，从而对其构成的元素进行分析，还可以拍摄丝织品单丝上的局部现状电子照片”……

　　一台又一台名字拗口、高端的设备，都是成熟的技术成果。杜侃解释：“我们面对的文物，动辄数百岁，必须精心伺候，容不得一点马虎，所以无论是修复、还是前期的研究都需要用最稳妥、最成熟的技术。”

　　走到一间实验室，三位工作人员正在使用三维视频显微镜，为一件汉代陶俑做“体检”。文物保护专家何海平小心翼翼地将陶俑躯干摆放到置物台上，白色柔光下，断裂的部分呈现出黑褐色，而在他身侧的电脑屏幕上，这部分被放大出来。

　　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曾经修补过的痕迹，这次需要先对这些物质进行分析，才能确定最终的修复方案。”

　　半个小时后，陶俑被妥善放回囊匣，下一位被“问诊”的是一件汉代彩陶罐。何海平没拿文物，先小心翼翼地将目镜往下调整了大约10厘米。他说：“科技设备引入博物馆，也需要重新改良。比如我们会将很多探头改成可移动式的，方便大件文物的检测。但文物每次都需要从库房提取到实验室，不可避免会增加安全隐患。”

　　杜侃说：“即便如此，类似刚看到的嘉靖款大缸等‘大块头’，在以前还是很难完成检测的。还有些检测可遇不可求，因为需要取样分析，遇到完整器文物，就只能放弃了。”

　　“现在检测设备也越来越先进，‘大块头’文物不用大动，也可以完成检测。” 吕淑玲拿这件在首博库房里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大缸为例，“这件文物曾经开裂，有锔钉，用便携式设备就完成了检测。经过检测，就可以判断质地，了解历史修复的细节。经过对缸内提取物的检测分析，可以推断出缸是一件实用器，当年很可能用于存水或者养鱼。”她指着缸底的裂缝说：“经过信息采集，我们发现这个缸‘出厂’的时候就有裂纹，算是先天不足。这也为后来的开裂埋下了隐患。”

　　下一步，这些大缸的前世今生还将录入大数据库，工作人员可随时调取。“可以根据这些信息，为大缸选择更合适的展览亮相。入展厅前，可以调取大缸习惯的温湿度信息，为它量身定制展柜环境。未来再次修缮时，大缸历次的修缮信息也可以被提取出来，当作参考。”

　　科技进入博物馆，越来越多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被挖掘出来。“信息采集得越多，挖掘到的历史线索就越多。” 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战明这样告诉记者。

　　最近，百余台无线传感器在首博的展厅里上岗了，随时监测环境温湿度以及气体、微生物等信息，并将信息实时传递到实验室。高清扫描设备也计划近期更新，可以在“亿像素”级别采集文物表面的一手信息。

　　格物，目的是致知。采访过程中，杜侃多次提到，“科技，不是让文物返老还童，而是最大限度地让文物延年益寿。”